如今很多小学生睡眠都无法保障，太可怜了。到了高中阶段逐渐走向成年，心智成熟才可以迎接更多挑战。所以，高考改革是一个具体而专门的问题，与中小学生减负不能直接挂上钩。
赵琬微：
有舆论提出“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等观点，认为减负等同于学校在推卸教育责任，让孩子更轻松，相当于剥夺了“穷人”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这种观点虽然偏激，但似乎也有一定的生存土壤。
杨东平：
这种论调是颠倒黑白，是部分人对于减负的误解。实际上，正是因为课外培训的存在加剧了教育不公。
培训机构通过“制造焦虑”的捆绑销售和饥饿营销，让教育成为一种商品。同时制造出“拼爹拼妈，我们只能拼孩子”这种煽风点火的口号。
一些培训机构围绕择校需求制造恐惧，不断升级。从“起跑线上的竞争”，现在变成了“阶级斗争”，他们还宣称“上升通道”都关闭了。
这类文章许多都是培训机构的软文，把学业竞争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让很多家长非常恐慌。
这让我也注意到教育生态治理中的一个新问题——在市场化和自媒体的时代，政府和学界理性的声音越来越难以引起注意，而耸人听闻、似是而非的话最容易传播。
自古谣言猛于虎，总是套路得人心，政府和新闻媒体有责任加强教育领域的理性报道，改善舆论环境，以正视听。
赵琬微：
除了“堵”课外培训和择校冲动，一些国家也有面向弱势学生、后进学生的“补救教育”。
如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开端计划”和“每一个学生成功法”等，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些经验，利用公共财政向贫困等弱势家庭倾斜，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课外教育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