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案不同判会让人民对法律后果失去可预期性。”陶凯元介绍说，人民法院主要通过案件审理、及时制定司法解释、适时制定司法政策、发布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法官的培训和教育力度等途径保证司法统一。

　　关于司法解释的出台，陶凯元透露，司法解释制度确定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知识产权的司法解释已经达到36件，“目前排在计划单上的知识产权方面的司法解释大概有10余项，每年计划推出三到四项，稳步推进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制度。”陶凯元表示，司法解释为推动知识产权法律的准确、有效实施提供了规范，也让下级法院在实际操作中有了更明确的依据。

　　另外，《意见》提出的“完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作为统一裁判标准的途径之一颇受关注。据介绍，案例指导制度成立以来，截至2017年底，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92个指导性案例中，涉及知识产权的占了20个，超过总数的1/5。“对于这种指导性案例，我们要求下级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陶凯元表示。

　　打造国际知产争端解决“优选地”

　　“努力将中国法院打造成当事人信赖的国际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优选地’。”陶凯元表示，《意见》的出台是推动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陶凯元认为，要想成为“优选地”，依靠的是高水平的审判质效。《意见》以审判体系现代化、审判能力现代化为两大抓手，积极构建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努力造就政治坚定、顾全大局、精通法律、熟悉技术并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他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为例表示，该院目前有30%的案件为涉外案件，其中就有许多为双方当事人均涉外，“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境外的当事人、权利人比以往更加愿意选择到中国，尤其是到知识产权法院进行诉讼。”

　　据介绍，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各种对话平台，积极参与和引导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创设和修订，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透明的国际规则。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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