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诉
抗战胜利后，黄有良回到村里。因为“被糟蹋过”，她只能找了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过去，一有气，就打骂。
“文革”时，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常背后议论，骂她是“给日本人睡觉的”。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
黄有良生过5个孩子，3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有时也骂她这个母亲。
这个“苦命人”，一直默默承受着一切。
2000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到海南调查慰安所情况。“当时民风尚未开化，很多人不了解慰安妇的事实。在自然村，小家庭的事无法隐瞒，村里的慰安妇都有心理压力。”
他回忆，那时黄有良身体还算硬朗，但只会说黎族语言，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译。他们确认黄有良在藤桥镇遭遇日本兵，事后被送到藤桥镇慰安所。“有些慰安妇只是在小据点，尚有喘息余地。但在慰安所的妇女，则要承受更重的苦难”。苏智良说。
也是在那时候，黄有良下定决心，要到日本，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们。她说，自己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陈亚扁等8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公开道歉还以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
几年来，案子多次调查取证开庭，并未换来公正的判决。至2010年三审结束，仍是败诉。
苏智良介绍，法院给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根据战前规则，诉讼时效是20年，已超过年限等。
黄有良气愤、不甘心，她曾主动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弯了，路也快走不动了。别说去日本，就是来趟海口，都觉得很累。但只要我动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赢，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呀！”她对媒体表示。
死亡
黄有良90岁了。生命的最后，她面部更瘦削，颧骨凸出，不出门，也不爱说话。
她的大儿子胡亚结声音沉闷地说，母亲去世后全村人都去参加了葬礼，但他仍然无法接受丧母。
村长胡亚梁介绍，黄有良家里收入水平算中等。农忙时，几个儿子种些芒果和稻米，剩下时间外出做工。老人生前有养老保险，一个月能拿100多元。
苏智良回忆，最后一次见黄有良是2014年。那时她身体有些虚弱，两三天不吃饭，志愿者们一度担心她挺不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