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基本法的有关内容，就是按照行政主导和香港民主制发展循序渐进两条原则拟定。但1989年后英方改变主意，要大大加快政制改革步伐，企图搞“代议政制改革”，影响基本法对未来政制的安排。
在有关立法局直选议员比例的交锋中，钱其琛前后与赫德在一个月内交换过七封密信，这也是中英达成的唯一书面协议。不过，令钱其琛所没有想到是，这些后来被双方公开的外交文件竟被英方所毁弃。
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就任后，抛出一个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进而演变成中英之间公开而严重的较量。在与彭定康的直接交锋中，钱其琛绝不妥协，指出彭定康的方案是“对中英合作提出了挑战”，今后的问题在于双方是“继续合作”，还是“分道扬镳，另起炉灶”。据他回忆，“这些话说得很重，在过渡期以往的交涉和谈判中，我们还从未使用过这种语言。”
自1993年7月至1995年12月，钱其琛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而从1995年12月至1997年7月，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屡屡揭穿英方破坏香港回归前后政制衔接的企图，1996年3月，为了顺利回归，香港特区筹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特区临时立法会。
回顾往事， 钱其琛给出了冷静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英国的当权人士根据这种变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发展前景。他们认为，过去与中国签署的香港问题协议，英方让步多，吃了亏，想趁机翻案。我想，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引发一场大风波的根本原因。”
1997年7月1日，钱其琛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盛典。面对终日大雨滂沱，心潮起伏澎湃的钱其琛之后在书中写道：“我想，不同心境的人会由此产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觉得这场大雨畅快淋漓，将中国的百年耻辱洗涤干净，使香港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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