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曾在一次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大概有25%是由农民工做出的贡献，而要让外来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容得进，必须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齐士辉是车队里为数不多的接触过社保的人，他之前在北京一家工厂工作时候，工厂给他买过一段时间的社保。然而，刘建东和王果智却搞不清楚“五险一金”区别在哪里，他们想了一会，说出了住房公积金和医疗、养老保险。然后王果智说，这东西感觉对他没什么用。或许齐士辉也有理想，那就是成为北京人。他对刘建东说，下辈子做北京人吧，出生了身家就是几百万以上——这的确是一些外乡人对北京的看法，虽然用来形容所有北京人并不公道。不过，刘华觉得最悲哀的是，如果可以继续开网约车，还能慢慢想办法提高收入，但现在，关键是不让外地人干，“就一点希望没有了”。
最近，朋友给他介绍了个接送一户人家小孩上学的活，每天早上五点半接上孩子，然后七点前从南六环赶到位于建国门附近的小学。每天酬劳120元，来回60公里，油费自己掏。
对一个北京本地人来说，“京籍京车”政策影响不大，只需要换一辆更好的车，而对刘华和大东车队的32个同乡来说，换车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而换户籍呢？看起来遥不可及。
他们生活在南六环的城中村，徘徊在城市的边缘，一个变化，便能轻而易举地颠覆他们的生活，切断他们与城市的联系。而家乡的土地，好像已经再也无法回去。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刘建东外，文中出现的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