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则在2014年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并且互联网经济创造了大量劳动力需求。快递员、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成为打工者们最新的阵地。
伴随着产业的兴替过程，这群村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刘建东说，他们这一代人，基本没人再愿意种地。过去，种庄稼带来的收入可以养活家里几口人，再换些钱过生活，基本够用；如今，种庄稼的收入，一亩地能赚几百元就已经算不错。
他掰着手指头仔细算了一下账，按照今年的玉米价格，除去肥料、除草和收割等成本，基本只能刚回成本。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每亩地一年是100多元。
刘建东说，如果种地能够解决家庭温饱，够小孩的学费，谁不愿意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因为不挣钱，所以把人赶进了城市。“就算回去了，也还是得出来，因为没钱挣。”刘建东过去已经回了家乡好多次，最后仍然跑了出来。
“而且物价涨得太厉害，”刘建东说，现在的钱不像过去“经得起使”，他的大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每年学费生活费要2万元，另外两个儿子分别念一年级和幼儿园，开销也不小，种地的钱，根本不够用。
与刘建东相比，1994年出生的王果智，从来没种过地。王果智家里有六亩地，他说估计一亩地一年应该能挣个一千来块钱，一旁的刘建东听了立刻叫了起来：“哪有一千来块钱！”
王果智声音减弱了几分：“啊，没有吗？”他是大东车队里面年龄最小的，有三个姐姐。
2010年，初中没毕业的王果智想到外面看看世界，跟着几个同乡来到了北京。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当时月薪1500元。后来的几年里，陆续回家了几趟，又多次进京，相继做过网管、保安队长、电工和司机。
王果智说，感觉以前人都特别重视土地，但是现在都不怎么重视了，“随它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过，刘建东说，家里的地哪怕不挣钱，也不能让它空着，“空着会遭村里人笑话”。
如今，不论是80后的刘建东，还是90后的王果智，离祖辈们曾赖以生存的土地正越来越远。对他们来说，更为熟悉的生活方式是在城市里游走，找一份挣钱的工作，如果不挣钱了，就再换一份。
二
王果智已经不再像刚来北京的时候一样，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忍受低廉的工资。23岁的他，开始把结婚的事情提上日程，并且在家乡相了好几回亲。
王果智说，在他们家乡，男方有房有车的前提下，需要给女方10万出头的彩礼钱。他们90后这一代正碰上计划生育抓得紧，很多人怀孕的时候都去查性别，只想要个男孩，导致当地男多女少。
这让娶媳妇的事变得更加困难，女方对男方的经济条件要求越来越高。王果智把挣钱作为找工作的第一目标。而对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大东车队大多数80后来说，这一目标从未改变。
像刘建东这样30多岁，结了婚，有老婆和要上学的孩子的，是车队里的典型。
他们有的是以每月4000元到5000元的价格租的车，有的车是老乡贷款自己买的，价格在8万元到10万元之间。租来的车自带北京牌照和保险，买车的老乡则需要另外租一个北京牌照，每年13000元，然后再付一年4000多元的保险费。
绝大多数人把老婆和孩子留在家乡，28岁的赵农是为数不多的带媳妇一起来北京的人。他今年七八月份贷款买了车，10万元的大众朗逸，贷款五六万，现在每个月还5400元，要还满一年。
房间里，赵农边用手机开着直播。他说，这个直播开上一天，可以拿100元左右的补贴，“什么都不用做，打开放着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