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急救事业起步于1955年成立的北京市120急救服务中心，2001年市红会创办了“999”急救系统。
如何为院前急救事业定性，成为立法必须明确的内容，同时还要考虑到满足患者对急救的需求，为院前急救事业确定规范。
这些都需要审议讨论解决，草案二审稿中，将“公共卫生服务”修改为“基本公共服务”；三审稿中再次明确院前急救事业的公益性，“必须由政府负责和保障，而不能靠市场机制、靠竞争和营利去激活”。
但这不排斥社会参与，但是社会参与提供服务必须坚持服务的公益性，必须接受政府监管。
这一原则维持到了表决稿中，市红十字会可以协助政府提供部分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但要接受政府统一规划、统一规范、统一监管。
转运、搬抬原则等问题数次修改
“服务规范与患者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市人大法制委相关负责人说，立法时除了对基本问题进行规定，还考虑写入了一部分具体操作层面的规定，“把比较集中的问题规定一下，更能让大家了解这个问题”，其关键在于，让老百姓看了以后能知道，我有这个权利。
例如在三审稿中，便鼓励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利用社会力量，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有偿的担架搬抬服务。
这一表述在四审稿中，吸纳部分委员建议后，修改为每辆院前救护车应当配备医师1名、驾驶员1名，并根据需要配备护士、医疗救护员或担架员等急救人员2名。
在表决稿中，相关表述再次修改为，应当具备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搬抬服务的能力。
每次修改背后都是委员们的讨论，市人大法制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四次审议中，共收集到了常委和列席代表建议130余条，包括急救流程在内的，有关急救自身的问题较受关注。
■ 释疑
审议次数为何达四次
院前急救争议多，充分讨论才能达成共识
从2015年7月24日首次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到2016年7月22日表决通过，《北京市院前急救条例（草案）》在一年期间，审议次数达到了四次。审次增加，也意味着讨论和调研空间的增加。
“主要是因为，审议过程中大家发现存在一些认识不太统一的问题”，前述市人大会法制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这些需要大家在参考调研的基础上，形成初步共识。
调研也伴随着每次审议进行。在审议有关急救事业规划布局的内容时，法制委员会曾去朝阳、丰台、通州等地调研和暗访，“就直接去看，每次都选择不同类型的机构，比如急救中心的、医院里的、社区的”。
同时还要关注社会热点，“委员们也会讨论这些问题”，他记得，南航急救门发生后，舆论关注点之一便是转运原则，之后便强调不得在转运中，谋取个人或单位利益，否则将处以相应处罚。经历四次审议和四次修改后，《北京市院前急救条例（草案）》昨日走到了表决程序。
与北京市以往的“两审三通过”，或是去年起实行的草案三审制度，北京市人大代表、当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卫爱民分析，这实际上是因为院前急救领域争议太多，实践中遇到的一些主要矛盾、意见只有充分讨论才能达成共识。
总体而言，卫爱民认为，《条例》的四审是个好事情，因为能够把事情讨论清楚，让代表委员充分讨论自己的意愿。但他也指出，并非所有法律都适用，“如果经过三审对法律基本问题搞明白了，三审后表决也没有问题”。
“其实就是在立法过程中，跟社会、急救机构、人大代表进行充分交流”，市人大法制委相关负责人说，重点并不是审次，而在于体现出立法过程是在征求公众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并非一个部门的拍板定论。
新京报记者 黄颖 实习生 卢心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