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周恩来同志找到魏国禄交党费，在得知自己的党费被其交纳后，他说，党费不能让别人代交，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很重要，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他把五分钱党费交给了魏国禄。
周恩来夫妇除了每月按时交纳党费外，两人手中的钱凑到近5000元的时候就会作为党费上交，据他侄子回忆，他们总共交纳了三次“特殊的党费”，最多一次交了7000元，总共交了14000元。
周恩来同志去世后，他和邓颖超同志的积蓄合计5709.80元。之后，邓颖超同志又交过3000元党费。
邓颖超同志去世后，她嘱托身边人，要将她的所有积蓄11146.95元，其中包括购买的550元国库券，全部用来交党费。
周恩来夫妇不仅每月按时交纳党费，而且还交纳了“特殊的党费”。他们的做法，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
朱德在逝世前要求将存款交党费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展出的文物中，有一张“朱德委员长一九七六年存款清单”，展览说明上写道，“朱德节衣缩食积攒了1.9万多元，加上银行利息，凑成2万余元，由夫人康克清于1977年1月19日代交最后一笔党费”。
1937年，朱德得知四川老家仪陇正逢旱灾，非常担心家乡80多岁的生母和养母不能度过荒年，很想接济她们，但苦于身无分文，不得不给自己儿时好友、同学戴与龄写信请求资助：“我以好友身份向你募两佰中币，速寄我侄儿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即便将来亦是如此。请作募捐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德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但生活依然节俭。他常教诲子女后辈：“我不要孝子贤孙，要的是革命接班人。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朱德省吃俭用20多年，积累下两万元存款，逝世前，他嘱咐夫人康克清，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把它交给组织，做他的党费。他说：“子女们应该接革命的班，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而不是接受金钱和物质享受，给他们钱是害了他们。”
买不起盐的刘江第一次的党费是两枚大铜板
曾担任过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江，是1937年10月就入党的老党员。那时，太原会战已经结束，太原被日寇占领。当时才19岁的刘江和另一位同时入党的同志回到和顺老家的村里，他当村长，那位同志当自卫队长。
那时当村长自然也没有工资，刘江靠着地里出产的东西，才能有一点点活钱，但就那样，日子过得还是“连吃盐都买不起”。可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刘江还要省出钱来交党费。
在入党的第二个月，介绍人就和他说，入了党，就要交党费。“这不是党要和你要钱，党也不靠你的钱。而是作为一个党员，要表示对党的忠诚，这是党员组织观念的体现。至于交多少，看个人心意。”介绍人这样和他说。
刘江就和村里的同伴商量了一下，最后，刘江第一次交了党费：两个大铜板。在当时，只够买两个大烧饼。然而重要的是，刘江确实拿出了自己的心意。
在村里过了一年，刘江调到了太行《新华日报》，有了固定的“收入”，每月两块钱的津贴。两块钱其实也不多，刘江说，除了能买点毛巾牙粉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其实也剩不下什么了。
但每月发下津贴的第二天，他就会抽出两角钱来交给自己的党小组长。当时还是秘密党员制，所以不会有人过来和他收党费，都是他找机会递给党小组长。
刘江说，不独是他，那时的党员都有这样的觉悟。还有家境好的党员，几十上百元地交党费，这当然是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了。而刘江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还将自己家乡的一套院子作为党费交给了村里做了医院。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