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周老太因病离世。孙老在替妻子整理遗物时，发现她今年的党费还没有交纳。于是，孙老赶紧带着党费，颤颤巍巍地地来到社区。在党费交纳记录上，孙老这样写着：“这是周德珍同志终生最后一次党费100元。代缴人：孙金城，12月28日。”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论是汶川大地震捐款，还是每年519慈善一日捐，都会看到周老的身影。
“人虽故去，但党费不能不交。”社区工作人员感叹，抗战老英雄为已逝妻子代交党费，这一份执著令人感动。
耄耋党员怕生命终结提早交党费
据媒体报道，两年前，上海的陈先生到松江城区的一个邮局办事，排在前面的是一位衣物破旧、拄着拐杖的老阿婆，只听她颇为胆怯地问：“我不知道这个地址是哪个区，能寄得到吗？”窗口里飘出生硬的三个字：“不知道。”
正当阿婆手足无措时，陈老师走上前去对老人说：“我帮你查一查好吗？”通过手机上网搜索，陈老师发现那是普陀区的某个街道，就拿起笔帮她填写了地址，但又发现邮寄的180元钱没有具体的收款人，就对老人说很可能收不到啊。不料，老人一听就急了：“那我该怎么办？这是我要交的党费啊，我已经一年没有交党费了。”
党费？陈先生挺好奇，那一刻的老阿婆显得特别焦急，喃喃地说：“我1956年入的党，原来工厂有党支部，退休后工厂也关门了。现在我和老伴暂时住在松江，我一直患糖尿病，腿也摔坏了，出门很不方便。前几年我的党费都是委托一位老朋友交给街道党工委的，但她今年去世了，没人帮我交了，这事已经拖了快一年了啊。”
说罢，老阿婆又用颤抖的手掏出一张写有街道办事处电话号码的纸条，陈先生拨通了电话，对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不写收款人也不要紧，只要在备注栏里注明是党费就行。”
陈先生回忆说，寄完党费后他送阿婆回家，老人的家十分简陋，沙发已经很破旧了，他的老伴也显得十分苍老和瘦弱……
“虽说这事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我一直惦记着这位老人。2016年年初，陈先生又找到了阿婆，老人的一句话更是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心底，她说，每个党员交纳的党费，是党的事业和党的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交党费也是党员应尽的义务。
“姚阿婆还对我说，现在暂时不用再麻烦别人了，去年，她感觉自己的生命很可能就要走到终点了，就急着把2015年和2016年的党费都一次性寄给了党组织。
革命者交党费
每个月拿出80元用于建党活动费用
192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二大，全国才有党员195名，且多为清贫的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他们没有收入或收入很少，上缴的党费自然不足以支撑党的活动。
那时，党的经费保障还来自于“党内派捐”，即党内收入较高的同志的主动承担。
比如李大钊，在建党前，他每个月拿出80元用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出资助革命最多的人”。当时他月薪有120元，算很高了，但日子却过得很拮据，让李大钊同志的夫人常常抱怨。
后来，北大决定每月把工资交给李夫人，扣除了他一家七口的生活费用之后，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
周恩来积蓄凑到近5000元就交党费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与邓颖超一生廉洁，生平收入除了工资和从银行所得的利息外，没有其他进账。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忙于处理各种工作。有一次，警卫员魏国禄不忍打扰他，就替他交了五分钱的党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