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可做”的闲人
“人经过一段低谷也有好处，可以全面认识自己。”
参加工作的最初十年，吴建民的工作主要以翻译为主。
1959年大学毕业，吴建民进入外交部。一年多后，他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被派到了布达佩斯。
“那时候，国际会议斗争很激烈，跟苏联人吵架，同传一做三、四个小时，很紧张。”他回忆说，“当然，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斗争，讲了很多空话。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大事，要为世界革命做贡献，有这个崇高的理想，我去奋斗去。”
当中国驻匈牙利使馆和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都抢着要他时，陈毅的一纸调令，让吴建民回到外交部翻译室，一干就是6年，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回忆起多年前的这段工作经历，吴建民曾这样表述过：“能在他们身边，学习他们的言谈举止，我真的非常幸运。他们是时代造就的，可以说是千锤百炼、大浪淘沙，这些人真的是不得了。”
随后，他两赴联合国工作，从二秘变成了政务参赞。在联合国这个世界外交官的橱窗中，吴建民的视野一下子拉大了，作一个好外交官，成为了毕生的追求。
然而，这一阶段，吴建民遇到了人生低谷。
1977年，他第一次从联合国卸任回国。1978年他在干校劳动了一年，之后外交部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他在家里待了9个月，才被分配到外交学会，没有升级，当个科员，一直干到1984年。
“那时候，我40岁到45岁，精力正好。但是，我却没有做很多事情，在外交学会一年只接待几个代表团。”他说。
这是吴建民人生中最为低落的几年，他甚至动过离开外交部的想法。
让他坚持下来的原动力，还是“干点儿事”。夫人施燕华很忙，吴建民就包下了所有的家务活儿，做饭、带孩子。闲暇时间，他翻译书，比较著名的是《罗伯斯庇尔》。
“人经过一段低谷也有好处，可以全面认识自己。年轻时，太冲。人太顺当了，也会有别的问题。”回想起来这段日子，他并不特别懊恼，因为人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不知道低谷的滋味，不能全面认识自己。
“魅力外交家”
“我不是来养老的，我有我的追求。”
从联合国第二次卸任后，吴建民1989年被派到比利时担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和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当时正值中国外交的艰难时刻，吴建民“花了很多力气”，打开外交局面。
有一次，他请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吃饭，自己在饭店等了半天，对方只打来一个电话，说奉上级指示不能前往。就这样吴建民屡屡被“放鸽子”。
有一次在外交场合遇到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吴建民提出一起吃个饭，对方看了看他，说“不知道再过三个月，贵国政府是否还存在”。当时吴建民觉得一股血往脑袋上涌，当即回敬对方一句“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直接用法文说的。“到现在他都觉得没有脸来见我。”
当时为了打开局面，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吴建民花了很多的精力。他去社区讲中国文化，直接用法语讲，不看稿子，反响很好，他发现“工作还是可以开展”。
“那个时候，想了很多办法让人们了解中国，干得还蛮起劲，受点挫折也不怕，觉得总有办法。”他说，1990年底，自己离开比利时，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1990年，吴建民又有了新的舞台，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他的心态是“从没干过，如履薄冰”。
1994年之后，吴建民在国外当了9年大使，历任荷兰、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法国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