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常州外国语学校对面空地上，园林工人正在种树
我找到南大环境学院领头土壤修复的王晓蓉教授，当时她已73岁高龄，低调并迂回地跟我谈起这个敏感话题。他们像南京当地的环保部门、国土部门一样，也在实验着各种土壤修复法，并期待有天可以推广下去，挽救“苏锡常”这个重灾区。说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监测，她提到一些技术无法覆盖的空白，比如我们现在都是用“布点法”把土壤划分为网格而进行检测，但一块区域里真实的污染状况却存在变迁性和流动性。这就是为什么你无法给一块污染地真正科学的结论。
“原本的土壤质量环境标准是按照农村环境生态效益制定的，没有引进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后者是近几年才参照美国标准建立模型的。”南京环境科学院创始人，88岁的夏家淇教授这样对我说，他是1995年第一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者，研究了40年土壤污染，他对我说。“我国的土壤污染研究起步比较晚，很多技术标准还不成熟。”
我相信，这也是新中国后土壤研究的老专家们始料未及的新兴现象。他们必须要重新解释，当农地变为工业、商业、居住等用途后，标准如何重立？而对于环境健康风险的评估，又会是一个新课题。这也是为什么环保部要在2014年连续发文规定，“化工企业迁离后要对原址场地进行土壤毒性评估和修复”，“场地使用权人等责任人要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场地的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
当一个精英学校来到一片化工搬迁后的未修复之地，矛盾就一发不可收拾，问题也逐一冒出来，远远不止土壤污染那么简单，里边牵扯到的利益相关方盘根错节。你会问，为何学校远在毒场修复完毕前就开工建设？新建校址环评是怎样参考污染场地修复环评的？如何确定有毒土壤通过环境介质影响人体，还是有别的传播介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