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即使下定决心选择离婚，也并不简单。在经历了四个月离婚拉锯战的徐洁看来，离婚过程的痛苦，已经远远超过了离婚本身带给一个女人的伤害。
2014年4月，徐洁提出离婚，结果遭遇了婆家的多种阻拦。先是利诱，婆婆对她说：“你可以出去找男小三，生了孩子我们也认，只要不离婚”；后来是威胁，婆家不仅提出让她承担一百多万的债务，还在外面诋毁她和她的父母。
原本对丈夫抱有同情的徐洁，在日记里写到，“愤怒像一条蛇，吞噬着我……看着桌上的修眉刀，想拿起来结束一切……他和他的父母都是杀人于无形的暴徒！”
她咨询了律师。配偶同性恋性取向案件面临的取证难、认定难等诸多问题，都没有吓退她，“那时候就是一心想离婚，背上几十万债务，远走他乡，也要离，否则担心自己被拖垮。”
2014年8月，以保护前夫的隐私为条件，徐洁净身出户。
这一看似悲壮的结果对很多同妻来说是最清爽的解脱。在张北川主持的一项同妻生活态度调查中，女方“净身出户”或仅得到很少财产者占3/5。
令他觉得戏谑的一个细节是，“有一个长期接触的同妻，离婚后一扫往日的压抑，离异倒使她笑得合不拢嘴。”
去年12月，人近中年的陈素春把丈夫的网上浏览记录带到了全国同妻研讨会。她被男同志愿者告知，“你丈夫在外面招男妓，建议你尽快做艾滋病排查。”
被艾滋病吓晕的陈素春用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式，斩断了13年的婚姻，此前，为了孩子，她选择隐忍，“迷茫、苟且偷生的怨妇生活该结束了。”她和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同妻到我为止更像一个梦想”
4月7日，一组关于同妻的照片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妻敢于站出来，说出真相，但对这个涉及社会制度、文化认知、法律规范等等内容的庞大议题，似乎有点力不从心。
“单方面去同情一方都无助于问题解决。应该让各方都看到彼此的悲剧，才可能有改变。”王丽晶致力于男同、同妻以及父母间交流的改善，多年来，她见识了男同和同妻间的互相伤害。
十年前，一位曾接受过央视《新闻调查》采访的同妻说，她对十年来社会在同性恋和同妻问题上的迟滞感到失望。
图为张北川教授二十多年来收到的来自同性恋和同妻的来信。作为该领域最早的研究者，他认为同妻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是同性恋不被社会接受后，弱者抽刀向弱者的残酷现实”。鲁燕 摄
“我们挑战的是社会最深层的那根神经，两千多年生育文化、性别文化需要慢慢改变。”张北川抱有乐观。
作为艾滋病的易感人群，当他2009年在第一届同妻大会上提到同妻要做艾滋病排查时，“他们了解不多，且非常害怕。”
到了2015年，他在规格更高的同妻研讨会上再次询问时，有好几个同妻大声回应——我做了。“只有当女性意识到自己某项权利的时候，权利保障才有探讨的可能。”张北川和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刘思琦和徐洁说，现如今看到一个人，她们的首先反应不是帅不帅，漂不漂亮，而是性取向如何。
2014年，带着这种“一朝被蛇咬”的后遗症，刘思琦经历了第一次婚外情。刘思琦觉得自己的世界似乎一下子“活了”，有了色彩和滋味。
虽然后来俩人并没有走到一起，但十年来，她突然开始特别憧憬生活，“渴望一段真的感情和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