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定西为例，这个位于甘肃中部、以盛产马铃薯著称的城市共有119个乡镇和1185个村，为保证扶贫款项不被层层扣留，检察院把全市300多名检察干警派驻到每个涉农部门、乡镇和村中。
检察官无法全覆盖，检察院还在乡镇聘请纪检干部、司法人员，在村一级聘请大学生村官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作为检察联络员，协助开展监督工作。
在魏星月不下村的日子里，康家庄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魏仪便作为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他们的照片、电话号码和所有政策、资金发放情况一同被公示在康家庄村村委会的告示栏上。在甘肃，像魏仪这样的检察联络员已有23252人。
[公开]
惠农政策上墙致上访量锐减
46岁的宋宗勇现在习惯每个月都到村委会大院去转一圈儿。他从宣传栏上可以了解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惠农政策，以及发到手的低保是不是这个数。
宋宗勇家里共6口人，上有两位85岁的老人、下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每个月在砖场打工挣的2000元让他入不敷出。按照相关政策和评级，宋宗勇家每人每个月可拿到58元的低保。
去年6月，一场大雨把他家的墙冲倒了。他拨通驻室检察员魏星月的电话，结合自然灾害评定等级，宋宗勇拿到了500元的补偿款。这500元钱，还是村里社员评定出等级的。
康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新川向新京报记者介绍，2015年该村的涉农资金共220万元、33项。每项资金到了村里，村委会先开党支部会议，再开村民代表大会，“会上讨论最近哪家比较困难需要救济，也会说明为啥你家发了200，他家发了400。”
最终确定下来的资金发放情况会在村委会墙上至少公示15天，同时村里还要将内容报送村检察联络室。
所有信息都痛痛快快地上了墙吗？
“原来我们也有公示，但是不准确也不及时，有时怕老百姓上访，公示两三天就撤下来。以前总有老百姓骂我们，不知道这个钱是怎么发的，总觉得别人发的比自家多，总觉得村干部动了手脚”，做了多年村支书的李新川称，一开始让所有信息都上墙也有顾虑，但大形势如此，再加上检察院的监督，“我们也被倒逼着这样做了。”
公开带来的变化在上访量中反映出来。2013年康家庄村总共28件上访案件，2014年共16件，上访内容几乎全是补贴、低保的问题。到2015年，该村上访量减少到3件，全都是因为邻里纠纷。
[不足]
人员机构不固定下村难保障
据介绍，在甘肃，每个地区与涉农相关的部门都在15个左右，小县城也有12到13个，此外发改委、财政方面也有不少涉农项目和资金。
要把这些部门的涉农项目和资金数据全部拿过来监督并非易事。定西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炜说：“一开始向涉农部门要数据他们很敏感，有时调不到，因为检察院的职能定位，对方部门在接待检察官时总以为出了什么问题被调查。”
甘肃省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张泽武也承认，信息公开这件事光检察院一家做不起来。为此，省检察院先给省委写了一份过去5年涉农领域职务犯罪的调研报告争取支持，并最先联络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后来在全省召开动员工作大会时有15个涉农部门参加，最终慢慢扩大到省直机关22家单位。
王炜表示，公开信息可减少上访情况，也让资金少出偏差，各级领导干部不希望在这方面出事。
采访过程中，多位检察官也透露，目前检察院开展的这一监督工作尚存不足，人员和机构都不固定。“和基层法庭、派出所不同，检察院在基层并没有自己的派驻机构。”
魏星月所在的区检察院公诉科一年要办理200多起案件，这些案件平均分到8个检察官身上，加之有些案件案情复杂，“平时时间很紧张，只能自己协调办案和进村巡回监督工作。”
“希望今后还是将工作制度化、法治化，这样阵地才能稳定”，一位检察官这样认为。
新京报记者 王梦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