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工作组进驻文楼之后，曾多举措帮扶文楼人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据新京报记者了解，政府提供启动资金300元，鼓励有艾滋病患者的家庭养猪，凡是养够20头猪，有五个猪圈的，还可以享受政府的一笔小额贷款，用以扩大规模。记者注意到，文楼村的养猪户并不多。一位村民说，“发生过一次猪瘟，赔了很多钱，就不敢养了。”
除了鼓励养猪，2007年，河南省扶贫办和卫生厅投资近200万元帮助村里建起了大棚和菌种场，村里的人叫做“木耳厂”，收入用来给艾滋病人和感染者。不少村民表示，确实在几年前拿过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分红，但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文楼村村主任刘根柱告诉新京报记者，木耳厂还在，只是因为技术上跟不上，就改成了香菇种植，现在依然还在种植，还是集体企业。
刘根柱说，因为有艾滋病村的名头，村里自己的招商引资并不顺利。三年前，一个村干部招商引来了一个电子厂，马上要签合同了。但是对方后来打听到文楼村的情况，就再也没有了下文。但刘根柱表示，虽如此，村里依然在努力招商，社会公众对艾滋病总有理解的一天。
家中的顶梁柱
“猪没养成，木耳厂也没念成经，我们只好自己去找活路。”一位村民说，大家也都明白，不能什么都要靠国家，自己能做的还得自己干。
11月24日，天色大亮的时候，刘歌令到了县里的水果市场。他挨个摊位询问价格，和摊主讨价还价，在早晨的寒风里，他的脸冻得通红。
批发完水果，他开车去集上贩卖。
刘歌令的父亲五年前突发脑溢血去世，爷爷八十七岁，母亲今年六十三岁，自己的两个女儿大的十五岁，小的十岁。
“上有老，下有小，我没办法。”刘歌令说。
爷爷担心他的身体，不让他干农活，母亲怕他累着，希望他找个轻松的工作，最后，觉得卖蔬菜水果比较轻松。但是，干起来才知道，没有轻松的工作，去批发市场拉完货，要去乡下零售，“有时候，一天开车跑十几个村子，晚上九点多才回到家。”
今年冬天冷得早，母亲劝他休息，别出门了。但是想到明年大女儿要读高中，正是用钱的时候，他又上路了。他说他也怕。24号早上，他出村的时候忍不住对着车窗打了一个喷嚏，蓦然看到车窗外的一片坟地，那里埋着的不少是和他一样年纪的病人，他打了个冷战。“感染了这病毒，一个感冒就能整死你。”
刘歌令坚持每天服用抗病毒药物，一天两次，他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敢喝凉水。林秀梅一入冬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她拍着身上的一件围裙说，“你看，这是做饭的时候穿的，但是我都不敢脱下来，我们病人冬天只敢加衣服不敢减一丝一线。”
在文楼村的“幸存者”当中，像刘歌令这样的有一百多人，他们不能干重活儿，但他们又是家中的顶梁柱。
孟大国比刘歌令大四岁，二十年前，他的父母卖血攒钱给他盖了新房，但没钱为他买婚床了，于是，孟大国就去卖了四次血，一次五十块钱，他花了一百八十块钱买了床，剩下二十块钱给媳妇买了身新衣服。“就为了那个婚床，我感染了。”一年以后，他的妻子也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
今年，孟大国的儿子要去郑州学电脑，学费一万元，孟大国托人在上蔡化肥厂找了一份力气活，想给儿子挣学费，但干了三个月他就开始连续高烧。一周前，他辞掉了化肥厂的工作。
“坚持服药，心态好，就活得久”
据2014年12月驻马店市政府网刊发的文章：10多年来，上蔡县探索出了“资金管理机制、药品管理机制和救助对象动态管理机制”三个机制、“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和帮扶救助体系”三个体系、“抗病毒治疗三级督导模式、个人账户与重病统筹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和致孤儿童”阳光家庭“供养模式”三个模式，控制了传染源，切断了传播途径，确保所有艾滋病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