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宪法的序言中，有一句话，“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跟我提出的一个建议“党组织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是一致的。这个建议我最初是在《光明日报》发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十二大修改党章时采纳，也就是写入了党章中。1982年宪法修改虽然没有采用相同的表述，但是“各政党”也就包括了共产党，体现的是任何政党都要维护宪法权威的原则。
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
论战结束，“依法治国”获得广泛共识
新京报：你被评价为开启了“依法治国第一腔”，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观点。1999年修宪时，你想到“依法治国”会入宪吗？
李步云：1978年，我和王德祥、陈春龙合作撰写的论文《论以法治国》发表后，争论非常激烈，形成了“三大派”论战：“法治论”，反对人治，提倡法治；“取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是资产阶级观点；“结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都有必要，应该结合起来。这场大论战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
1996年2月，中央领导的一次法治讲座就是以“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主题。这次讲座过后不久，“依法治国”就写入了“九五规划”，第二年写入了十五大报告。
十五大后，“三大派”论战也结束了，“依法治国”已经获得了广泛共识。1999年修宪时，“依法治国”入宪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很成熟。这次修宪前，我参加了一次座谈会，看到的修宪方案中就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04年“人权入宪”
“人权入宪”有利于消除错误认识
新京报：1978年，你就提出了“在法律上一律平等”，2004年“人权入宪”时，各方面条件是不是也像“依法治国”入宪一样，很成熟？
李步云：1978年《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讨论。有人提出，“人人平等就是不讲阶级性”。但1982年宪法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做出了一系列规定，而且还提出了“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是，1982年宪法没有正式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1999年修宪前，我参加座谈会时，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不过这次修宪没有采纳。
2004年修宪前，我记得是在200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召开的一个修宪座谈会上，我被要求第一个发言。我提出4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当时有人反对，反对理由主要有两条：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章节，已经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出了规范；很多国家的宪法都没有写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