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步云：宪法监督提上日程是重大进步
【对话人物】
李步云
1933年8月生，湖南省娄底市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
1978年发表《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被视为法学界思想解放的标志。1979年发表《论以法治国》，开了“依法治国第一腔”。曾参与1982年宪法的制定，并多次参加1999年修宪、2004年修宪座谈会，所提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等建议被采纳。新京报首席记者王姝
1982年宪法
很好的宪法，反映了当时的认识高度
新京报：12月4日是第一个国家宪法日，打算怎么过？有没有特殊安排？
李步云：之前接到了不少讲课、座谈的邀请，都跟宪法纪念日有关。但是4日，全国人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关于立法法修改的座谈会。我觉得立法法修改非常重要，全国人大的这个座谈会一定要参加，所以我就没有接受其他的邀请。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现行宪法，也就是1982年宪法？
李步云：1982年宪法是一部很好的宪法，基本反映了当时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精神和思想路线，反映了当时我们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个高度超过了1954年以前的阶段，超过了1954年到“文革”这一阶段，更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时期。1975年宪法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宪法，是“文革”时搞的。1978年宪法，也没有完全消除1975年宪法的影响。
1982年宪法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比如恢复了两大原则：司法独立原则、法律平等原则。这两大原则1954年宪法有规定，但1975年宪法取消了，1978年宪法也没有恢复。
新京报：1982年制定新的宪法时，你在做什么？
李步云：我当年被借调到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叶剑英委员长在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稿。
那时我才40多岁，精力很充沛，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就住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用了1个多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10篇文章，这些文章都跟宪法有关。
新京报：这些文章提出了哪些建议？有没有被采纳？
李步云：不少建议和想法后来被采纳了。比如其中一篇文章《什么是公民》，“文革”时期，不少人认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及被判刑的人员，不是公民。我建议，宪法修改应该写入“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句话写入了1982年宪法。
另外，1982年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章节，放到了“国家机构”这个章节的前面。这也是我在《人民日报》的文章里提到的。我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前面，体现出国家机关的存在是为公民服务这个重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