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理出任大学院长
1998年3月，70岁的钱其琛卸任外长职务，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前一年的中共十五大上，他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期间，北京大学准备成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人选一直迟迟未决。钱其琛当然是大家心中的最佳人选，北大内部对此进行了讨论，但都没什么信心。很多人忠告他们，此事难度太高。不过，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仍然决定试一下。
1999年夏天，他来到北戴河拜访钱其琛，去之前，准备好了各种说服理由。没想到，钱其琛听后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时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佳洱校长特别感动，大家的精气神儿马上就起来了，有个精神领袖在，不需要他做具体的工作，这个高度就是精神的高度。”
1999年秋天，钱其琛只带一个警卫，轻车简从来到了北大国际政治系。当时，北大国际政治系在5层的老法学楼里占了一层，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教研室里挤了十几个人。钱其琛看后说：“关键要做事，外交部原来在朝内大街的旧址办公，中国外交就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袁明觉得，他说话简约，但分量很重。
2000年1月，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钱其琛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就任后的第一场演讲。
他提出，国际问题研究应该分为三线，外交部是一线，研究机构是二线，学术机构、大学是三线，三方面应该相互配合。
袁明认为，钱其琛答应做院长，而且不是名誉院长，是因为他在欧美发达国家看到的很多思想库令他印象深刻，使他对研究国际问题十分看重。
2001年，袁明来到钱其琛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跟他谈外交部试行东亚思想库的问题。钱其琛轻叹一声说：“哎呀，东亚研究真正有影响的思想库还是在欧美啊，要说思想嘛，新加坡还有一些。”袁明问是不是指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钱其琛笑了笑，没再多说。
这年9月12日，袁明去钱其琛的中南海办公室看望他，说自己本来马上要赴美，但就在前一天发生了911事件。钱其琛言简意赅地说：“现在去最安全。但特别要注意宗教极端势力，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古老问题的现代表现。”
在担任院长的五年时间里，钱其琛共来到北大国关学院作了五次报告。五篇讲稿后收入《外交十记》中。他的前秘书刘碧伟曾说：“这都是钱副总理自己一笔笔写出来的。”
2003年9月10日教师节这天，钱其琛最后一次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题为《伊拉克战争与美国》的演讲。这篇演讲长达8800多字，具有很前沿的学术视野。
他指出，伊拉克战争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美国现在要先发制人，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相信，中美关系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20年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不会改变。
最后他说，他已经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也要向北大领导提出辞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职务的请求。他祝愿同学们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钱其琛卸任院长后，袁明每年春节都去拜访他。
2008年春节，她去钱其琛家里拜年，他的动作已经十分迟缓，记忆功能也在衰退，多由夫人周寒琼代他沟通。回想起当年钱其琛在北大国关学院作报告时神采奕奕的样子，袁明心里很难过。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钱其琛。
2009年1月12日，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开幕，
出版《外交十记》
“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
2003年3月，75岁的钱其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常居上海，鲜有露面。兴之所至，他做了一首五言诗抒怀，其中就有这两句。
《外交十记》，就是叙往事的成果。此前，新中国历任外长从未有出版回忆录的先例。
钱其琛对出版该书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说，有些事在国外有很多版本，如果不把真实情况讲述出来，多年以后，那些非真实的东西就变为事实了。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89年7月1日，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为了保密，他乘坐的美军运输机C-141涂掉标志，空中加油，中途不着陆。在与布什总统合著的《变革中的世界》中，斯考克罗夫特写道，C-141进入中国时，差点被不知情的中国军方打下来。幸好他们走运，请示电话直通到了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明确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据他所知，中美两国事先就此进行了周密的磋商，专机正是按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的，斯考克罗夫特说的“险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编写组成员由6位退休大使和外交部5位在职人员组成。
一天，外交部新闻司处长宋荣华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要求推荐一个文笔好的年轻人加入编写组，并要求先试写一篇小文考察文笔，当天晚上就交。由于到了下班时间不方便找人，他就自己写了两三百字交了上去，几天后收到了进组的通知。
动笔前，钱其琛召集编写组开会，叮嘱大家：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撷取十个重要的事件。文风要平实，不追求华丽辞藻，不搞宏篇巨论，力免假大空，要有可读性。他还复印了杨绛的《干校六记》，让编写组参照其文风。
钱其琛选定了其外交生涯中的10件大事。编写组首先在外交部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资料，查找媒体报道，将事件理清。无法确定的事件背景和内幕，则集中选一个时间，和钱其琛讨论。钱其琛虽然从不记笔记，但对事件的经过和很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宋荣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让他印象很深的是，钱其琛对于一些敏感事件没有刻意回避，对打过交道的人物也会有坦率的评述。如他评价老谈判对手美国国务卿贝克：贝克办起外交来，一如经商做买卖。在谈判桌上，他的口头禅是：“让我们做个交易。”
初稿出来后，钱其琛逐字逐句与编写组推敲。历时五个月后，书稿完工。出版社原本建议书名定为《钱其琛回忆录》，钱其琛拒绝了。他非常喜欢《浮生六记》和《干校六记》，遂命名为《外交十记》。他还特别提出，不希望把自己的头像放在封面上。
2003年10月，《外交十记》由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编写组开了一个小型总结会，钱其琛很客气，坚持给每个人发了1000多元辛苦费，以示感谢。
2004年，钱其琛捐赠了《外交十记》的版税，在外交学院设立了《外交十记》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有志于从事外交事业的贫困生。
2006年3月，钱其琛在纽约出席了《外交十记》英文版推介会。
他说，作为中国外交一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能够以书为媒，与广大英语读者分享这些经历，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他谈到，这些年经常想起书中提及的那些美国朋友。尽管源自不同传统，处于不同国情，对世界的看法存在差异，但相同的外交工作使他们相互了解，相似的对各自国家的责任使他们成为朋友。
他说，历史启示我们，只要我们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同时，也了解对方的关切，只要我们坚持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够减少摩擦和误解，增加了解和相互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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