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钱其琛：谈判桌上绵里藏针 ,天生的外交谈判家

原标题：逝者钱其琛：谈判桌上绵里藏针，天生的外交谈判家，被外媒称为中国“外交教父”

“好的外交家不是盲目强硬，

而是知道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哪里”

外交破局者钱其琛

北京时间5月9日22时30分刚过，曾经担任钱其琛秘书、跟随他10年之久的沈国放获悉了他于半小时前去世的消息。

一个月前，沈国放去北京医院探望了钱其琛。钱其琛双目紧闭，听到他说话，只睁开眼睛看了下他。钱其琛住院三年来，他每两个月会去医院探望一次，但已经无法交流。

2003年“两会”期间，钱其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图｜中新

5月3日晚他就获悉钱其琛已处于抢救状态，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但接到消息时，还是难以接受恩师离去的事实，更为自己因在美国公干无法赶回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而难过不已。

钱其琛被一些外国媒体称为中国“外交教父”，沈国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没有这样的提法，但外交部很多人的确视他为师。

钱其琛是改革开放后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外长。公认的是，他担任外长的十年中，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最困难、最复杂的时期。他以原则和灵活兼备的审时度势，以外柔内韧、宠辱不惊的特有风格，突破了困局，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学运出身

“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这样写道。

1942年，14岁的钱其琛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担任了该校的党支部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学刚毕业的他被提拔到中学区委，开始与比他年长3岁的钱李仁共事。

今年5月9日晚，93岁的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钱李仁突然听儿子说，钱其琛去世了。他赶快打开电脑上网去看，消息没错。关上电脑，他开始尽力回忆他们年轻时在一起战斗的时光，但时隔太久了，那些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当年，中共中央上海局下辖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工作对象，市委又分为工人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学委）等，学委下辖若干个大学区委、专科区委、中学区委，每个区委再联系若干学校支部。钱李仁和钱其琛都是中学区委委员。

钱李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在党支部工作不到三年，就提拔到区委，这种情况很少见。他觉得，原因之一是钱其琛头脑十分灵活。他在会上话不多，有事说事，工作中懂得运用“辩证法”，正面事物注意反面影响，反面事物会开掘它的正面用途。他很善于做灵活细致的群众工作。例如，对于那些死读书、不关心政治的，就引经据典，用孟子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等话语，来引导对方认识到国难当头的时局。

他们主要利用上海租界为据点，组织学生运动。区委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每周或两周开一次会，地点就在条件比较合适的委员家中，平时则很难见面。

当时工作都靠脑子记，实在需要稍作记录，也要用代号。钱李仁还能记起的有：s指代党员，y指干部，z指一般积极分子，m指普通群众，3s就是3个党员。不能使用工作笔记本，只能记在一些不显眼的代用品上；回去后，记录要尽快销毁。

1947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调整，学委下面加设中学委员会，管辖所有的中学区委。钱李仁被任命为中学委员会书记，委员三四人，是从40来人的中学区委委员中选出的，钱其琛是其中之一。

1948年冬，为迎接解放，市委机构再次调整，下面不再按工作对象划分，而按地区和界别划分。钱其琛分到徐汇、长宁、杨浦联合区，钱李仁分到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党组，两人就此分开。

钱其琛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职员。他1945年高中毕业后进入该报馆，在上海馆会计科做财务工作，后调入总管理处做稽核工作。

《大公报》老人刘诚对媒体回忆，钱其琛在解放前夕悄悄离开了报馆。此前大家竟一点都不知道，他是一位共产党员。

刘诚说，钱其琛非常念旧，后来身居高位，依然与《大公报》老同事保持联系。“偶然有见面，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诧异，觉得他这么大的官，怎么对这帮老头老太太这么客气？工作人员不了解，我们在年轻时候就相识了。”

1948年冬后，钱李仁和钱其琛工作上再无交集，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离休后，每逢春节，钱李仁都会给钱其琛寄一张贺卡，钱其琛会回寄一张签有自己名字的贺卡。

2004年，钱其琛出版《外交十记》，专门送了钱李仁一本。钱李仁的夫人身体抱恙，钱其琛也曾来探望。

钱李仁说：“这说明一直到年老时，他还是记得当年的友谊的。我也深切怀念当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

晚年，钱其琛的身体每况愈下，钱李仁有时会去医院探望他，但他已经说不出什么话了。2015年，钱李仁又去医院探望了他，这是他们所见的最后一面。

十年在苏、两赴非洲

建国后，钱其琛进入共青团系统，任共青团上海市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1953年，他调任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

1954年8月，钱其琛被选派到苏联中央团校学习。那一年他26岁，女儿刚出生20多天。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选派团干部去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钱其琛参加的是第4期，19名学员，加两名翻译。赴苏之前，他们只受了半个月的俄语训练。

团校坐落在莫斯科近郊的小镇威什尼亚基，学校周围有一片白桦林和一片湖泊。除课堂学习外，学员们冬季还要学习滑雪，平时经常外出参观，还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天鹅湖》，听歌剧。

毕业后，钱其琛被分配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在留学生管理处担任二等秘书，后升任副主任。那期间，他几乎跑遍了有中国留学生的所有苏联院校。1960年，他调任使馆研究室主任。

1962年，钱其琛奉调回国。这时，他已整整在苏联待了8年，见证了中苏关系从蜜月期到恶化的过程。

回国后，他进入高等教育部（1966年并入教育部），先后担任了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

1964年，他随部长杨秀峰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四国，历时一个半月，同行的还有季羡林等人。在非洲，他们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接待，沿途警察立正敬礼，群众挥手致意，儿童高呼“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刚访问非洲。）这成为了钱其琛“非洲情结”的起点。

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下放到位于安徽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4月，他突然接到调令，调往外交部，担任驻苏使馆政务参赞。

驻苏使馆相当冷清，没有多少外交业务。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不是向苏联提出抗议，就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使馆人员被盯梢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钱其琛干脆直接对“盯梢”的人说：你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对方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7月，钱其琛被任命为驻几内亚大使兼驻几内亚比绍大使，重返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他发现，风光依旧，但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当年人们随民族独立运动所迸发出的激情似乎消散了。

中几关系非常友好，但两国晴朗的天空偶尔也会飘过中苏对抗的阴云。

1976年11月，钱其琛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至此，他的外交生涯开始踏上快车道。

从新闻司长到外交部长

1976年，王嵎生进入了外交部新闻司，从科员到处长，一直在钱其琛的领导下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对钱其琛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平稳，很注意方针政策，注意兼顾各方利益、兼听不同观点。

王嵎生说，外交部新闻司主管国际形势分析，每天要向中央反映国际动向和舆论导向。钱其琛非常注重为中央提供高质量参考。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实施南下印度洋战略，国际上众说纷纭。当时中美刚建交不久，外交部新闻司把向中央反映美国的舆论动态作为工作重点。钱其琛要求，简报要短，内容要详实。

新闻司为此搜集了成百上千篇相关文章，但写成《新情况》简报后，不到1000字，标题为《美国怎么办》，包含六条主要观点。此前，新闻司从没有做过这样简短的简报。

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一再就美对台军售提出抗议，中央很关注美国的舆论动向。这时，美国一家周刊发表文章《中国无法不吞下这颗“苦果”》，声称中国当时的主要对手是苏联，中国担心苏联的威胁而有求于美国，所以最终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

新闻司很快将文章直译出来，登在外交部内刊《新情况》上，标题为《中国果真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吗？》。钱其琛看后，迅速报送外交部领导和中央领导。邓小平当天在简报上批示：要中国吞下这颗苦果，没门。他指示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第二天在北京机场为结束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黑格送行时，一定要明确告知。

经过努力，美国终于与中国签署了针对台湾问题的《八一七公报》。

1978年，沈国放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也进入了外交部新闻司。

这期间，他几次随钱其琛出差，其中一次是陪外国记者去西藏访问，接触较多。两人还是同一个党小组的成员，过组织生活发言时常有交流。他想，可能就是这些接触，让钱其琛了解了他，为他日后担任钱其琛的秘书打下了基础。

在钱其琛担任新闻司司长时期，外交部开始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建立新闻发言人的契机，是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1982年3月24日在塔什干发表的讲话。针对其中释放的改善苏中关系的信号，邓小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

作为外交部也是新中国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召开了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声明：“注意”到了讲话，“坚决拒绝”对中国的攻击，“重视”实际行动。没有问答环节，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是钱其琛以新闻发言人身份第一次主持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一个多月后，他升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苏联东欧事务和新闻司工作。

1984年，经钱其琛本人推荐，沈国放从新闻司调到外交部办公厅，成为钱的秘书，直到1993年底调回新闻司担任副司长，历时10年，是跟随他时间最长的秘书（1988年钱升任外交部部长后增加了一名秘书，1991年担任国务委员后又增加了一名）。

在外交部副部长任上，钱其琛从1982年起担任了中国政府特使，与苏联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政治磋商。1987年，两国恢复了边界谈判，他又出任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团团长。政治磋商和边界谈判一般一年各两次，一次在中国，一次在苏联。

政治磋商共进行了12轮，直到1989年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实现关系正常化。钱其琛主持了其中11轮。

他没有主持第12轮。因为，1988年4月，他接替吴学谦，出任中国外长。

1988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总部

1989年6月7日至10日，钱其琛外长对古巴进行正式友好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