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背后，处处显示出的高度分权的优势和显著的地区性特征是理解中国政治体制和官僚行政治理中“灵活性”的关键。
【海客说】
德国特里尔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塞巴斯蒂安·海尔曼近日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成功的一个经常被人们忽视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官僚体制出人意料的灵活”，这一灵活性在中国经济特区的试点项目和地方上的试验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一观点与外界常批评的中国官僚机构庞大、效率低下的缺点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官僚机构到底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海客邀请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樊鹏先生为海外网（m.haiwainet.cn）撰稿，探讨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因素及其历史渊源。
清朝官员图
美国《纽约时报》2月23日刊发了一篇题为“共产党是如何引领中国走向成功的”的文章，文中围绕“中国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能归功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一问题，采访了德国特里尔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韩博天（塞巴斯蒂安·海尔曼）对此，韩博天给予了十分肯定的回答，他提出，中国政治制度的长处和政治体制的优势，还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在他看来，除了中国的执政党有能力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制定长期发展的目标和有效集中资源外，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是“中国官僚体制是何等出人意料的灵活”。到底应该如何理解韩博天教授谈到的这一“灵活性”？这种“灵活性”的根源来自何处？它是否准确描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的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的经验集中展示了中国体制的灵活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的基本任务发生重大转移。面临发展的责任和社会转型的压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地方政府被授予了很多驱动本地经济和主导本地经济成果分配的权力，被赋予更多维护地区和谐稳定的职责。在这一背景下，地方的资源和权力结构越来越决定政治后果，在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背后，处处显示出的高度分权的优势和显著的地区性特征是理解中国政治体制和官僚行政治理中“灵活性”的关键。
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展示了中国体制的高度灵活性。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激励地方承担发展责任，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实行了高度分权的行政体制，不仅围绕经济发展，而且在教育、安全、医疗和社会监管等各方面，中央政府有意识地下放某些决策权。这种高度分权的制度安排，配合有效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合理分散了执政的主体责任，大大激励了地方积极性。
另一方面，在分权机制下，中国的重大发展决策呈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韩博天等西方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官僚体制所实施的“政策试验”是中国体制灵活性的表现，本质上就是中央利用了分权体制下各级党委政府灵活支配本地资源、拟定适宜地区发展规划的能力，通过先试点、后集中的试点和实验模式，对地方来说，可以不断试错来进行政策的“调适”，提高发展的质量；对中央来说，既积累了改革发展所必要的实践经验，又大大降低了政治体制因“顶层设计”而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风险。
政治文明的历史经验孕育了中国体制的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