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农民工务工的企业可能在不同地方有建设项目，这些地方的政府有协调联合的必要；而农民工流出地与流入地的政府亦有联合的必要，毕竟，政府以“公务”出面，总比单个的农民工“跪着”表达诉求更有效率。很多时候，欠薪之所以成为“顽疾”，并非完全无解，而主要还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力，甚至是地方保护主义所致。
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申，农民工为国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实，这句话同样可以理解为，农民工为欠薪发生地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三十多年来几代农民工的接茬努力，地方的繁荣则无从谈起，无论哪一种“模式”，都离不开农民工的“劳动力红利”。试想，一个短短的春节，农民工回乡过年都可以让城市停摆，遑论其他？
事实上，值此城市化已成为国家战略的当口，农民工的关切，已不仅仅是按时足额支付工资的眼前问题，更为严峻的是如何尽快融入城市的长远课题。能不能成为“新市民”，能不能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与公民权利，已经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担当与智慧、责任与情怀的关键命题。
总理出面帮农民工讨工钱了。惟愿地方政府能够摆正位置，依法办事，在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锐意改革，创新制度，真正践行“放管服”，释放并激发社会的创造力。（胡印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