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扁担，跟我们以前见过的也不一样。陕北的木材很少，扁担这种必需的农具一旦折断了，就损失了一根好木头。于是，老乡往往就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起到加固的作用。这样的扁担就更沉。
陕北还有一种脱粒的连枷，这种农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们在北京学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使用的时候，人把连枷悠起来，借着惯性打粮食，这样粮食和外皮就分离开了。在这里，婆姨用它来打麦子比较多。她们打麦子时，排成队，动作一致，一排连枷同时打下来，非常整齐，打谷场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我们这些知青就感叹，怎么没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劳动场景呢?等我们和别人一起排队打谷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活儿实际上非常辛苦。我们要努力跟别人保持一致，否则就把一队人的速度给拖慢了。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尚且不容易，对十五六岁的近平，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一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尽管我们干活不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送来的饭，几口就吃光了。老乡很关心我们，就问：“吃饱了吗?”我们知青就说：“差不多吧!”老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说：“没吃饱就再垫吧垫吧。”我们确实没吃饱，接过来就吃，一边吃一边问：“我们吃了你的，你怎么办?”老乡就说：“狗吃了!狗吃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那是骂你们呢，说你们是狗!”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够”的发音非常接近，老乡其实是说自己“够吃了”。我们知青就和老乡们一起哄堂大笑。
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近平也经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身体上占优势，而农村青年力气大，经验丰富，所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那段时间，通过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们都非常鼓励。劳动的时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就会说：“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饭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错，“会儿”的父亲就跟我说：“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饭去!”
采访组：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
戴明：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闹洞房。
我们在张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妇了。他家里办喜事，村里人都来祝贺。当时因为生活贫困，婚礼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村里人到张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贺完就都走了。
我们以为热闹就这样过去了呢，结果村里的一个叫“石头”的小伙子到我们窑洞来，跟我们说：“晚上还要闹洞房咧!”
我们就问：“咋闹洞房啊?”
石头说：“晚上要到他们新房去‘听房’，听他们夫妻俩说什么悄悄话。他们被搅得烦了，就要给听房的人好吃的，就这样闹。”
我们当时合计着，晚上要是不困，我们也去闹一闹洞房，要是睡着了也就算了。结果，到了晚上，村里人都来闹洞房了，他们在太平的窑洞外面抠窗户纸，“呲啦”一下，把窗户纸抠一个大洞，太平就在窑洞里面喊：“谁呀!谁呀!”外面的人们就嘻嘻哈哈地笑，起哄。我们就住在旁边窑洞，这些闹洞房的吵得我们睡不着。杨京生就怂恿我们说：“你们也去闹洞房吧!给东西吃呢!”我们半夜正好肚子饿，一想起有吃的，就有点兴奋了，说：“那得去试试。”结果我们出了自己的窑洞，到隔壁一看，张太平那个窑洞的窗户纸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张太平没办法，翻出一个蚊帐来挡住窗户。窑洞里面黑乎乎的，连个煤油灯都没有。我们在窑洞外面跟着起了一会儿哄，也没要到吃的，就算是闹过洞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