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经常煮不熟，是因为柴禾不够烧。打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老乡有时候到山崖边上，冒着生命危险去砍那种硬邦邦的酸枣刺。老乡能上去，我们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对付不了那种到处是刺的灌木。这种柴很好，耐烧，不需要烧太多就能把一锅饭做熟了。我们只能到山上去搂茅草，一搂就是一大捧，看着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里，一点火，那火“呼隆隆”地响，几分钟就烧没了，结果锅还没烧热，茅草已经烧光了。我们一看，这不行啊，今天没烧的了，做不成饭就要挨饿了，于是就六个人一起去打柴。结果，我们六个人打来的柴还不够做一顿饭用的。因为山上确实没有柴，都是那种很细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们不起床了。队长来问我们：“为啥都在这儿躺着不起来?”我们说：“我们是饿得起不来炕了。”队长问：“那你们怎么不做饭吃?”我们说：“因为没柴烧。”队长说：“这可得想个办法，别把娃饿坏了。”于是他就批准我们去用大队冬天储存下来的玉米秸，那个很好烧。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没有柴禾了就到那儿抱，解决了烧柴的难题。
在那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陕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极苦，梁家河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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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您还有哪些记忆?
戴明：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校一般都有学农课程，虽然强度没那么大，但是基本农具我们都认识，大部分也都会用。但到了陕北农村，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我们北京的孩子就没见过。像一般平原地区的农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镐。陕北因为经常开垦山坡地，有一种“老”，比普通头要宽很多。劳动力越强的人，用的头口越宽，受力面积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