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西安律师朱占平匆匆走进了东交民巷27号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
在向法官简短介绍一番由自己担任辩护人的刑案案情后，法官当即向千里之外的延安去电，下达了暂缓执行死刑的口令。
此时，距被告人被执行枪决，仅剩4分钟。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枪下留人”事件。被告人虽后来仍被执行死刑，该事却在法学界引发对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广泛讨论，甚至成为国家司法考试模拟试题。
两年后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肖扬首次表示，最高法正考虑收回下放多年的死刑复核权。
从这个角度讲，朱占平既是死刑复核权收回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
63岁的朱占平律师已退休，大部分时间专注于写一些小说或陕北题材的作品。有时也练练书法，作为一种消遣
刚做律师时，有一次我在看守所会见一个涉嫌杀人的被告人。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没有铁栅栏，他也没戴手铐。正谈着突然停电了，漆黑的一瞬间，我突然有点紧张，心想这个“死刑犯”不会再杀个人“垫背”吧？我赶紧对他说：“别动！”然后赶紧出去把门一锁，把他关在里面，一直等到来电。
随着阅历的丰富，我逐渐发现很多死刑犯虽然罪大恶极，但也有值得同情、流露人性的一面。
我辩护的还有个死刑犯是个20出头的小伙。他在被判处死刑后，天天与看守所里一名30多岁的女死刑犯通信，他们在恋爱，抓紧时间享受生命。
人在死期将至的时候，人性会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特别是对父母，对孩子，对恋人。后来我逐渐对死刑犯萌生了悲悯之心。跟他们打交道，也让我领悟到生命的珍贵和脆弱。
我读国外的小说比较多，对律师也有着清晰的职业定位。不管当事人涉嫌怎样犯罪，家属向律师支付了费用，辩护律师都应尽可能为之减轻刑罚，尽可能挽救，如不能挽救，我会觉得非常可惜。
但却也能听到一些辩护律师说自己为之辩护的当事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成功枪下留人引发死刑复核大讨论
我事前从没想过“枪下留人”会引发那么大的影响，也没想过它会对中国司法制度有多大影响。我只是想把一个律师的责任尽到最后。
“枪下留人”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2001年劳动节深夜，25岁的董伟和女友等人去延安一舞厅。在入口，与同来舞厅跳舞的19岁的宋阳发生口角进而厮打。二人被拉开后，又再次发生厮打，混乱中，董伟从地上摸起一块地砖，击打宋阳头部。宋倒地后，董伟离开现场。一周后，宋死于钝器击打所致的呼吸心跳中枢衰竭。董伟也在事发两天后被抓获。
当时我特别激动，眼泪都下来了。从法院出来之后，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就站在大门口让人帮我拍了张照片。当时看着国徽呀，多么亲切，那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后来，陕西高院“据最高法院指示，另行组成合议庭，审查全案，核查有关证人证言”，最终做出了维持死刑的裁定。董伟在被执行死刑前，让父亲将自己在羁押期间写的厚厚一本日记转交给女友，里面承载着他对女友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