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华人在设立国际奖项时，仅仅邀请些诺贝尔奖得主来装点门面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让这些顶尖科学家能够在评选过程中能够真正发挥出作用，这个才是国际奖项含金量的关键所在。华人在新设国际性奖项时，容易急功近利，认为只要请些科学界的大腕来撑门面，就能保证奖项的权威性。这又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花重金请这些大腕来，并非是仅仅为了撑门面，关键是要帮助评选出世界公认的得奖者。归根到底，一个国际性奖项的权威性取决于其获奖者在科学界中的贡献和地位。真正把世界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评选出来，并给予重金奖励，这样的奖项才是对于人类进步有实质性的贡献的奖项，才具有权威性。
华人设立国际奖的策略
随着华人经济圈的形成和不断崛起，华人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重要，华人来设立面向世界的国际性奖项也会越来越多。华人要办好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际奖项，需要有正确的策略。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独特性，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不能再走“山寨”路子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哈里特•祖克曼（Harriet Zuckerman）在其关于诺贝尔奖历史的著作《科学精英：美国诺贝尔奖得主》（Scientific Elite：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指出，诺贝尔奖的优势来自多种因素的结合，首先就是它独特的起源。可见，这个老牌奖项在其新设之初就是以强烈的独特性而横空出世的。当然，那个时候这类奖项还很少，比较好形成其独特性。现在，国际上大大小小的国际性奖项已经很多了，分别在各自领域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或者建立起公认的影响力。在这种格局中，华人通过新设国际奖项而后来居上的难度要比过去大得多，唯有通过制造“差异化”才能使得新设立的国际奖项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复旦-中植科学奖”在奖项的定位上，比较笼统，并没有形成鲜明的个性，所以，更容易遭致质疑。举个例子，该奖首届获奖人是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James Allison）和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Tasuku Honjo），与2014年首届“唐奖”生物医药奖获得者完全一样。如此亦步亦趋，即便是通过严格的遴选选出的获奖者，但是会给外界一种简单模仿甚至直接抄袭的不好印象，也为质疑者提供了一个直接的理由。例如，就有学者抓住这点，直接指出，“如果加上一个，就不一样了！” 重复选出同一个人获奖并非不是不可能，但是，若存在可供选择的多种候选人的情况下，继续重复之前的获奖者，给人的印象并不是很好。所以，华人新设国际性奖项并非是坏事，但是，关键是要把各项工作都做扎实，做到位才能出好的效果。正如有学者评价说：“设立一个奖的话，you really have to investigate who are the real people who made contributions（你需要真的去做调查谁确实做了什么贡献）。复旦大学创立了一个大奖，这是一个机会，只要把功夫做到家，其实是一件好事。”这是很中肯的意见，华人在设计和组织国际性奖项的过程中应当把基本功做好，不能为了宣传而去做国际奖，那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效果自然不会好。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华人创办国际性奖项也成为了一种潮流。但是，这个事情任重而道远，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可以做成的。华人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了的奖项时，切忌急功近利，而是应该切实做好基本功，做好评选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工作，选出公认的杰出科学家，才能逐渐积累奖项的权威性。在组织运作上，尽可能减少商业运作的成分，而是以非盈利的运营模式来进行运作。对于广大华人科学家而言，也要改变认识上的误区，不要认为华人创办的国际奖可以让华人科学家获奖的概率更大。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具有狭隘性。既然是国际性奖项，那么，是否是华人不应该成为获奖考虑的标准。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初期都会遭遇一定的挫折。只要及时总结经验，并且合理调整部署，相信华人新设的面向世界的国际性奖项未来会办得越来越好，在国际中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