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珍称，灾后一周，在医院住院的她收到了镇领导送来的补偿金，她还存着当时工作人员给她开的“收据”，上面写明“因8月4日暴雨洪水造成于太铭、于学久、陈美玲三人死亡抚恤金”，共9万元。
付广萍称，洪灾两个月后，乡镇领导来到家里，送来6万元现金，说是死者的补偿金。没有签署任何协议和证明。
洪灾20天后，牧牛河村的颜士珍被叫到乡政府，领取7万元补偿款，“乡里说其中3万元是丧葬费。”
洪灾5天后，同是牧牛河村的曲增余家收到乡镇通知，前去领取补偿款。“镇里工作人员递给我3万元现金，说全县都一样，死一个给3万元。”一个月后，曲增余收到房屋损坏补偿款4万元，还被要求在乡里开具的一份收据上签了名字。
此后，洪灾似乎只是乡里的谈资，村民说，平时也会刻意给遇难者家庭一些关照，“但是家庭破坏了就再也无法愈合。”
事情似乎就这样了结了,直到4年多后。
今年12月14日下午，鞍山官方成立的调查组确认，岫岩存在死亡人数瞒报情况。
对此，时任南马峪村会计的王从轸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年8月4日早上五点，洪灾过后自己趟水进村，从村民处了解到有人被水冲走的消息。上午8点多，当时的主要乡镇领导一行数人来到村里，指挥救援和善后。
王从轸称，当时他已经核实到，村民杨福珍家中3人和付广萍家中两名老人被冲走，除老人辛世春外，其他四名村民遗体均被找到。当时乡镇领导进村后，他便口头告知“村里死亡5人”的消息，后来，经过仔细核实，又将死亡人员具体信息书面递交镇里。“但乡镇政府怎么往上报，村里就不知道了。”
王从轸透露，据他通过其他村了解到的情况，这场洪灾全县丧生总人数应该有30余人。
■追问
瞒报灾害死亡人数如何追责?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有关单位和人员报送、报告突发事件信息，应当做到“及时、客观、真实，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其第六十三条则进一步阐释为，“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根据情节，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既然有法可依，为何仍会出现瞒报事件？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部分基层政府畸形的政绩观有关。汪玉凯表示，基层官员在升迁时，往往会面临重大安全突发事故“一票否决”的情况，在这种压力下，为了防止影响升迁，部分地方官员本着侥幸心理，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事故影响“往下压”。在他看来，突发灾害信息不仅不应该瞒报、少报，更应当向社会公开。
瞒报死亡人数，当地领导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行政法专家
李洋
说，对于谎报、瞒报领导干部的追责，除了按相关法规追究法律责任外，还要进行党内问责。《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提到，对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要加重问责。
汪玉凯认为，尽管事故起因是自然灾害，但根据我国的应急响应机制，因灾死亡30人以上的，需要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在此种情形下，包括民政部等多部委需要介入。一些地方官员担心在天灾中，调查出“人祸”，因此会出现“瞒报”。而这一部分涉事官员，应当按照玩忽职守追究责任。新京报记者王煜李玉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