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政治的人一眼即知，这其中提到的每一个方面，都能在过去几年的执纪过程中，找到对应之人。而十八大以来，无论巡视、督查，还是反四风、八项规定等，目的都非常明确，那就是找出这些问题。
是时候对问题做个总结了。36年后重新交出的准则，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
高级干部
做事要牵牛鼻子，从严治党要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高级干部，则是“关键中的关键”。两份文件中的“高级干部”，指的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
用意是很清楚的。在指出了党员干部中存在一连串问题之后，习近平专门点出，“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并且点了周、薄、郭、徐、令等人的名字，指出“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确实，如果“今天好同志、明天阶下囚”的情况没有改变，尤其是这些高级干部的问题不解决，从严治党就远称不上做到了极致。
因此，《准则》和《条例》都有对高级干部的单独规定。《准则》自不必说，每一部分都强调了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原则性的规定；《条例》则更具体。
比如，“对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就有单独一章，用习近平的话说，这“是对现行条例的突破”。这一章规定了中央政治局要每年开民主生活会，定期听取各种监督、巡视报告，并且要带头向中央报告个人事项、带头树立良好家风等；同时，“条例没有对中央部委和地方党委制定实施细则作出授权规定，体现全党必须一体执行，防止搞变通、打折扣。”
党内制度的程序感
有心人可知，每次习近平都会向党的全会作出说明，并在全会闭幕后公布说明全文。这早已被外界视作中国政治公开化、透明化的重要一步。
习近平的说明都有相对固定的结构，无论分三还是四部分，他都会专门解释文件起草的背景和过程。此举绝非偶然。甚至在说明中，有60%的篇幅都在解释这个过程。
从习总的说明中可知，大概过程是这样的。2014年1月，习近平在给刘云山、王岐山同志的批示中提出思路；同一年，工作小组进行调研，形成初步成果；2016年3月1日，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8月初，文件征求意见稿下发给各方；在收集意见后，修改、定稿。
这其中，还包括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分别审议文件稿，以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包括《条例》在内的两个文件的1955条修改意见。
习总为何如此重视程序？不妨宕开一笔，谈谈我们在起草文件中，程序的意义。
岛叔此前曾专门就政府工作报告，对起草者进行过采访。一个中国式的文件出炉，外界看似干燥、乏味的语言背后，其实是字斟句酌，每一句都反复推敲。这是因为在上升为国家意志后，每一句都可能延伸成地方施政的原则。是以，每年全国两会，提交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报告草案，与总理最后念出的版本间，有着细微而重大的差异。
一份党内制度中少见的准则，和时隔十几年修订的党内监督条例，对程序感的要求只会更多。而这背后，是中共实实在在在发现问题、并且一步步推动问题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