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当局长时，去听课，他们就让老师和学生表演了一番。这个模式已经成为形式主义了，我觉得有改革的必要。
新京报：反对改革的家长们认为，成绩好的孩子在“三疑三探”模式下会越来越自信，普通孩子则越来越沉默。这是牺牲普通孩子去成就少部分尖子生。
郝金伦：这是一个错误解读。“三疑三探”有一个原则：学困生先讲，中等生补充，优等生评价。学困生不讲以前，是不允许中等生和优等生发言的。“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只是部分家长的主观臆测而已。
新京报：你们想过办法消除家长的误解吗？
郝金伦：我主要的方式是邀请家长进课堂；此外，去年夏天，我把1000多名反对的家长集中起来，进行讲解。
当时有人建议我找七八百个支持我的家长，我认为这是找“托儿”，没同意。我很自信，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不需要虚张声势。
我还办了一个全省教育系统最大的微信平台“涿鹿家庭教育”，向家长推送科学育人的理念。
新京报：你在教室安装了摄像头，有人说你是为了监视教师。
郝金伦：我搞教改以后，需要教研员经常进学校听课、观摩。涿鹿县地形狭长，最南端的学校距离县城100多公里。他们去一趟来回要花四五个小时，安全隐患也很大。
所以，我们用摄像头把学校连起来，教研员坐在教科局，可以通过大屏幕观摩全县任何一个课堂。
教育界有个概念叫“推门课”，就是老师上课时，其他教师、校长、教研人员可以随便推门进去。这和通过摄像头听课是一个道理。
一个教室有四五十个孩子，这不是私人空间。我把摄像头安在厕所、卧室、你家客厅里，这才算是侵犯权利。
如果说安装摄像头是为了监控老师，这是对教改的巨大侮辱。
新京报：有学者说，应该把办学的权利交给学校，不应该用行政过多干预具体教学。
郝金伦：我觉得，这个学者是空头理论家，他不知道基层这一级教育该怎么抓。去行政化应该是大学教育。
抓教学是县教科局的主要职能。一个局长推改革都如此之难，让几个老师和教研员去推，怎么可能？
再一个，涿鹿这两年的教育是专业引领，涿鹿高中、初中、小学教研员都是非常专业的老师，我只起到了后勤部长的作用。
谈教改被叫停
“反对我的人站在窗下，我百感交集”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教改被叫停？
郝金伦：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说过，教改是学生喜欢、教师困难、家长担心。这种情况下，各地只要是搞课改，都会有波动，比如江苏徐州也有过教改风波。
但是在其他地方，并不会因为有波动就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因教改闹事不新鲜，但闹事后一下就停掉是不符合常规的。
新京报：反对你的人站在政府门口，你在窗口看到了这一幕，心里是什么滋味？
郝金伦：百感交集。社会上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有人落水，救人者溺死了，被救上岸的人穿上衣服回家了。
不能指望受益的人为你两肋插刀。许多中国人有看客心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哪怕是自己受益，也保持沉默。
新京报：推动这场备受争议、最后被叫停的改革，后悔吗？
郝金伦：无怨无悔。推广“三疑三探”后，我把女儿从正定中学转到涿鹿读书。正定中学是河北著名中学，我让她转学，只有一个原因，我认为“三疑三探”会成就她，对她未来发展有利。
新京报：在这场改革中，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郝金伦：教学方式没有对错，只有效率高低的不同。我最多是个改进者，所有事物都需要改进。
新京报：未来有什么打算？
郝金伦：还没有想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