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特大城市病
去年12月20日，在没有地震、暴雨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深圳一处渣土山突然发生大面积滑坡，失踪人数将近百人。专家鉴定后认为，事故原因是废弃渣土堆得过多过高，且没有防护措施。据介绍，深圳市当时年产生建筑废弃物达到3000万立方米，几乎可以填满3个水库。
有媒体报道，2000年以前，深圳建设项目数量相对较少、规模相对小，待建地和低洼地广泛分布，余泥渣土排放基本平衡，甚至不需要另建渣土受纳场。2001年至2005年，压力初现。2006年以后，深圳进入余泥渣土排放难的阶段。
轨道交通建设，房地产市场膨胀，汽车保有量增加，地下车库激增，开挖的土方大大增加。
如何处理这些数量巨大的余泥渣土，成为政府部门头痛的问题。
当时深圳仅有9座受纳场，根本无法满足轨道交通、旧城改造，再加上遍布深圳的地产开发项目所产生的余泥渣土，这也直接导致偷排乱倒现象猖獗。滑坡事故的发生地——光明新区光明红坳余泥渣土受纳场，正是9座受纳场之一。
与深圳、上海这样类似的特大城市，生活、建筑垃圾日产之多、处理之难，使得城市垃圾处理陷入困局，这是日益流行的特大城市病。
胥和生说，在这次太湖事件发生前，上海市政府已在关注这类课题。
胥和生介绍，突出源头垃圾分类的管理、强调末端处置消纳设施的科学性、给予一定的补偿机制，以及采用生地变熟地的土地开发方式，都是上海垃圾处理方法中的重中之重。
生地变成熟地。比如一个农田里有稻田、鱼塘和洼地，把好的渣土运过去将场地平整好，钱全部由上海有关单位出，场地全部平整好后好再交给对方。“这样一个补偿加联合开发的绿色机制，当地就更容易接受。”胥和生强调，“不能把装修废材料混进去，不能把有危险的土放进去。”
胥和生认为，上海目前垃圾转运的现状是可以改变的，关键是要与当地环境治理、房地产发展结合。
“要用生地变熟地的方式，加上尽可能在上海市域内解决。”他透露，目前上海正在做的几个方案包括，第一是进一步扩大几个岛屿的填埋工程，第二是上海准备在郊区造5个郊野公园。“现在已陆续开工，对市民而言有一个好的休闲场所，同时又能够起到一定消纳作用”。
同济大学城市垃圾问题专家杜欢政教授认为，要妥善解决建筑废弃物产生的经济问题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政府补贴，第二个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即产生了建筑废弃物，要承担一定的处置费。“这两部分的钱都补贴给处理者，让处理者能够赚钱，这样废弃物处理才能够进入良性循环”。
杜欢政称，目前上海市正在制定建筑垃圾处理的一套制度，现在还没有实施。而针对生活垃圾的相关政策目前已经存在，“要求已经很严格了，现在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
杜欢政认为，垃圾处理应该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力、NGO助推、公众参与”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要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找到利益相关点、平衡点，这个事情才能做下去，但现在全国基本没有建立这套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