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真是臭啊，一股一股的恶臭。”就在常隆化工原址东侧的盘龙苑小区一旅馆老板史荣华说，旅馆大门正对着一路之隔的农药厂，吹西风的时候尤为明显。“农药厂黑烟盖过去，农田里菜就死了。每年农药厂都给农民补偿。”
2006年，常隆化工准备搬家。按照当时报批的环评文件，是要从常州搬到泰州，并趁着搬家完成技术改造和升级。
2007年的搬迁项目环评报告中，这个农药厂“厂址敏感，搬迁任务紧迫”，不仅跟周边居民的安全距离不能满足《光气及光气化生产安全规程》（GB19401-2003）的要求，还存在诸多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当年的环评报告还称，常隆化工过去几十年已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且正在叠加的环境影响也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厂区没有清污分流，初期雨水也没有搜集，全部直接排放；设备陈旧，密闭性差，无组织的排放影响周边的空气质量；连焚烧危废的锅炉也是改建的，不能符合危险废物焚烧技术规范要求。
环评专家组当时还发现，未按照国家规范处理的危废不仅是固体的，这个农药厂要产生出来的一些废酸也不清楚是怎么处理的。
于是，在当时的环评评审记录上，专家组在总结事实后就留下一句“存在二次污染问题”，作为对企业和当地政府的提醒。
但事实上，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这里的污染物迁移和二次污染从来就没有停歇，反而是变换着形式、变换着介质四处惹出祸端来。
新厂迁址又被发现偷排
迁到泰州的新厂2014年又被发现将废酸层层转卖，最终由不法分子偷排长江
常隆化工搬迁到长江对岸的泰州泰兴，设立新厂，名字为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
新厂投产没多久，就跟其他5家化工厂一起被抓了“现行”，也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赔付额最高（1.6亿）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例，并写进2014年度“两高”工作报告的江苏泰兴“12·19”环境污染案件。
简单的事实就是：作为“副产品”的废酸“外售”给不法企业，再转包给下家，偷偷倒进长江里。
2013年以来，常隆化工的老员工胥建伟一直在举报新厂旧厂均存在的危废偷排问题。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胥建伟曾举报，常隆化工在搬迁前夕，在厂区内挖了几个长宽各50米，深5米的大坑，将危废物埋入大坑中，并用新土覆盖。
“废酸偷排已经是习惯的套路。”胥建伟对《新京报》记者说，他在常隆化工30多年，基本没有见到公司处理达标过一吨废水。
常州市环保局一位官员也跟《新京报》记者证实，当地环保对常隆化工的查处少说也有几十次了，但危废管理上确实有漏洞。
“危险废物的处理成本平均大约是3000到4000块钱一吨，而转卖给渔民可能就500元一吨了。渔民拉到江中间直接倒掉。”环保部固废中心的一位官员对《新京报》记者说，有的案件若不是下游的自来水厂出了问题，倒过去追查，还发现不了。
“按理说所有的危废都应该建有档案，然后分类。哪些应综合利用，哪些不能利用，都应该有很明细的操作规程。现在综合利用有操作规程吗？迄今为止都没有。”环保部有关专家说。
环保部固废中心的官员告诉《新京报》记者，现在有很多环境事件，都不再是因为大量的常规污染物排放引起的，而是因为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和处置不当造成的。对于危险品（危险化学品产品以及危险废物）的管理，相较于对常规污染物的排放浓度控制、总量控制来说，是截然不同的逻辑。污染减排、质量改善和风险防控不应该划分为前后相继的管理阶段，而是应该同步进行。但是现在，我们的环境管理关注的重点还是常规污染物，对有毒有害的物质，却缺乏系统的管理，管理的细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