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民的法语和英语都很好，夫人施燕华也是外交部的高级英文翻译，当过邓小平的翻译。作为外交家，他的观点和中央一直紧紧相扣，在中法关系、中日关系等国际关系问题，思路一直很清楚，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使退休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思考。
在我看来，建民一直是那个谦逊、平易近人又充满个人魅力的外交官。他走了，他对外交的贡献，却永远的活着。
他作讲座3小时不用讲稿
文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驻中国办公室主任，原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吴建民院长是我的老领导，吴建民在做外交学院院长期间，我担任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的主任，和他共事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吴院长卸任，而我也离开外交学院去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我有四年时间没有机会见到他了，原本我还在想过一段时间去北京拜访老领导，没想到竟然成了终生的遗憾。
吴院长当外交学院院长的时候，他开辟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交流学，我是第一任交流学教研室主任。吴院长非常重视交流学的学科建设，总共开了十门不同的课程，把专业基本都建立起来了。交流学有一个课程叫做“交流学十四讲”，我当时在下面开了一门课是公众演说。在这门课里，我就曾经引用了吴建民在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一段非常经典的讲话。要知道，吴建民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第一个出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人。当时在爱知世博会的会场，吴建民用非常流利的英文讲了一段话，而不是他最擅长的法文。他是这样说的，进入新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上总共办了三场世博会，其中两场在亚洲，这说明亚洲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新引擎。这一段实际自然地把当时上海要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事情巧妙的带了出来。而后面那段话说得更好。他说，纵观世博会100多年历史，但100多年从来没有在非洲举办过，从来没有在阿拉伯举办过，未来将把世博会带到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当时听了这些话，大家都是很受鼓舞很受振奋的。
我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后，当时在学校为中国办一个公共管理经济学硕士的课程。曾经在四年前，我邀请吴建民去学校讲学，他当时欣然同意。那个课程安排在一个下午，是从下午2点到5点。结果吴院长一张纸的讲稿都没用，坐在那里侃侃而谈，讲了足足3个小时。中国外交的来龙去脉，中国为什么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非常深入浅出，高屋建瓴，从宏观到微观，从过去到现在。听课的学生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干部，包括司局级的，但是每个人都听得如饥似渴，没有一个人分神。吴院长就是这样一个思维非常敏捷，思考有高度的人。
和吴院长交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曾经有一次陪他出访埃及，当时参加一个外交学院和埃及外交学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中途要在巴黎转机。我们在巴黎，要把行李装车，装完以后我看了觉得没有问题就说走吧。吴院长突然问了一句，行李齐了吗？我当时回答齐了齐了。结果吴院长继续问：“你数了吗？”我回答说应该齐了。吴院长自己亲自从车上下来，1234567，就在那里数行李。结果发现还真的少了一件，才赶紧去机场把遗失的行李找回来。如果当时没有发现就走了，后来可能会很费周章。当时的吴建民是外交学院的院长，是级别很高的外交官，可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个人修养非常高的人，哪怕很细小的事情也记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