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资产负债表分析，李扬认为，我国债务问题至少有两大突出特点：其一，我国是一个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这种状况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每年要有相当于GDP的50%的储蓄需要转化为投资，同时，我国又是金融市场欠发达的国家，因此，储蓄向投资的转换大多会形成债务。“然而，另一方面，高储蓄也为中国解决债务问题提供了巨大的缓冲。”李扬说。
其二，与大多数国家不同，在我国，各级政府的借债，主要是为了进行投资。因此，与巨额债务相对应，我国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优质资产，这些资产，形成了未来偿债的可靠保障，从而也大大降低了我国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总之，我们仅仅看数字确实触目惊心，但通过深入分析它的结构，对我国债务会导致风险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当然债务问题是必须警惕的，任其蔓延会使经济活力受到约束，对经济长期发展肯定不利，因此现在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解决。”李扬强调，债务问题是涉及全面的一个经济现象，不是某个政府部门能够解决的，必须进行通盘考虑解决。
坚持法制化市场化原则
对于市场上出现的债务违约事件，李扬认为，应当让微观主体的信用以自己的面目表现出来，摆脱政府信用“笼罩”的形象。
“现在信用违约在我国市场上越来越多，从小的延伸到大的，从民企延伸到国企、央企，从经济落后地区延伸到经济发达地区。”李扬认为，信用违约恰恰是打破刚性兑付的必要手段，应当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不能让信用违约一发不可收，要控制这个过程，尤其是债务重组中恶意违约情况的发生。如果信用违约背后出现了市场机制崩坏的情况，这是最坏的结果，对此要高度重视。”李扬说，法制架构至关重要，解决违约问题要在法制框架下展开，所有事情要依法进行，包括依法违约、依法清偿、依法破产。
“信用违约的出现对我国市场发展来说是一个新的阶段，是个浴火重生的阶段。”李扬表示。
对于如何处理企业债务问题，李扬认为，所谓不良债务的问题对面是不良资产的问题，所以要和处理不良资产联系在一起。
“不良资产在实体经济中相对应的就是过剩产能、过多的库存，所以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解决债务水平过高和解决不良资产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在这个意义上，确实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考虑，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从国家‘总盘子’的角度讨论问题。”李扬说。
李扬强调，处理债务问题要和处理不良资产联系在一起，债务问题的核心是处理其中不良的部分；鉴于我国债务主要是在企业尤其是国企，因此处理债务问题要和国企改革密切结合。
“处理债务问题要和我国的市场化建设联系在一起，一定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债务不良不是说完全无法偿付，其实还有一些残值，那怎么定价就是个问题。我们过去把账面资产拿走，这不是市场化的办法，应该用市场化的办法来处理。同时，必须坚持法制手段，所有事情于法有据。”李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