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文君看来，很多国家之前的禁毒经验，在新形势下有可能失效。比如，中国管控传统毒品境外流入渠道的经验，就难以运用到新型毒品管制上。新型毒品的制作在实验室就能完成，这给执法机关如何管控毒品，出了新难题。
各国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方法采用与传统毒品不同的思路：第一是临时管制，措施等同于管制毒品；第二是“骨架管理”，就是将含有特定化学骨架结构的一类物质全部纳入管理范畴；第三是类似物管制，就是将现有的管制毒品化学结构类似且对人体作用类似或强于管制毒品的物质纳入管制范畴。该方法已在美国使用，但没有对“类似物”标准做出具体解释，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困难。
2015年10月，我国实施《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一次性就增加了对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我国既把联合国已管制或已在国内形成现实滥用危害的品种纳入列管范围，也把我国生产、无滥用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造成滥用危害作为列管的标准之一。
该《办法》提出：“专家委员会启动对拟列管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风险评估和列管论证工作后，应当在3个月内完成。”
“我觉得3个月的周期有些长了，毕竟‘新精神活性物质’更新速度太快了。”李文君建议缩短监测周期，及时发现新的情况，一旦核实就立即列入名录。
我国的禁毒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李文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15年6月，全国累计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达到322.9万人，其中，35岁以下青少年有188.7万人，占58.4%。
让毒品问题专家的李文君更担忧的是，很多青少年缺乏必要的识别毒品的能力，他们对海洛因、K粉、摇头丸、大麻和吗啡应该比较了解，对其他毒品的了解不多。
“在吸食合成毒品的青少年中，第一次吸毒时听说不会上瘾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李文君对此有些痛心。
我国目前还缺乏对青少年的毒品预防教育，相对于文化知识，这一部分几乎成为教育空白。“对公众的毒品教育我们落后了，以前我们会说，陌生人的东西不能随便吃，这样的教育有些无力。”她说，“北京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很大，娱乐场所现在都很‘干净’，很多涉毒名人都是在家中被抓获，说明禁毒工作面临的新变化。”
她认为，现在毒品形态和吸食方式千变万化，在禁毒宣传中，一定要让大众理解，不能太晦涩，更不能讲大道理。不妨瞄准重点人群，进行分层宣传，特别是对青少年，让他们从小就具备识毒、拒毒的基本素养。
“在具体禁毒工作中，重打击轻防范的做法比较普遍。”她说，预防需要长期投入。
我国《禁毒法》规定，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二年，最长还可以延长一年。
有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的“新型毒品”吸食者被公安机关抓获之后，宁愿主动承认自己贩毒行为，也不愿意作为吸食毒品者被强制隔离戒毒。原因就在于，如果作为贩毒者，其判刑时间可能短于强制戒毒时间。
“我们在禁毒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力度。”李文君说，“面对‘新精神活性物质’，各部门通力合作不是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