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介绍，非行政许可审批一般用于行政机关内部审批、政府行使产权人对有关资产管理的审批，不过在实际工作中，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对象也常常包括市场主体及公民个体。比如在政府财政优惠待遇审批、授予荣誉称号审批和宗教民族政策性事项审批等非行政许可审批中，其对象常常是针对企业或者个人的。
何时出现非行政许可审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后，此前中央部委、各级政府的规章制度中对行政许可进行的许多规定，并没有列入《行政许可法》范围内，而为了保持政府及社会各项职能正常运作，这些规章制度不能立即取消。当时国务院便出台了相关规定，开列了一些不适用于《行政许可法》的审批权限清单，作为非行政许可审批，并要求各级政府能够尽快清理、减少直至取消这些非行政许可审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带来哪些问题？
姜明安表示，非行政许可审批，一度被代指为“制度后门”和“灰色地带”，是因为它一直游走在合法与不合法的中间地带。尤其是在实行过程中，有部分本应属于行政许可范围的审批被列入了非行政许可审批，还有的是根本没有必要设置的审批。
姜明安指出，由于只有副省级以上城市才有设立行政许可审批的权限，且设立一项行政许可审批，必须遵循一套严格的法律流程，因此，许多地方政府部门选择“走捷径”，将本该属于行政许可审批的事情放入非行政许可审批中。这种未按照《行政许可法》设立的审批事项，易出现以各种名目限制市场主体发展的现象，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损害。
同时，非行政许可审批为“模糊权力”滋生了腐败的土壤，各级政府部门中负责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公务人员，都有可能因手中的审批权力滋生腐败。由此产生各种请客送礼、走后门的行贿、受贿现象。
此外，不必要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也给公民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非行政许可审批取消将有哪些影响？
姜明安表示，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可以减少市场主体、创业者进行企业注册及其他经济活动时的时间、经济成本，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高效率运转。“比如现在实行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制度，就使现在的创业者在注册企业时不用跑那么多部门，手续简单了很多，省时省力。”
此外，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也避免了权力界定的模糊，端掉了权力腐败滋生的土壤。姜明安说，权力清单出台后，对各级政府的权力界定变得更加明晰，每一个部门有什么权力，没有什么权力，一目了然，不在清单上的，就不属于权力范围，“请客送礼也没用”。
姜明安同时指出，我们常说，简政放权是革政府自己的命，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也必然意味着一部分政府职能部门、一部分人的权力被减少了，被限制了，所以推进起来才有难度。从建设法治政府的层面上讲，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是简政放权不断深入的表现，它对政府执政行为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规范，对依法行政具有正面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