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49年8月，刘少奇在莫斯科同刘允斌(右一）、刘爱琴（左一）及朱德的女儿朱敏（左二）合影。
新京报：那些年同父亲交流最多的内容是什么？
刘爱琴：他让我好好工作，在单位里不要和别人争什么，不要觉得我是领导的女儿就怎样怎样。但我也没和别人争什么，他总是有那样的担心。
新京报：最后见父亲是什么时候？
刘爱琴：1966年6月底还是7月初，我回北京住了一晚，当时文革已经有了苗头，各地陆续闹起来了。那次见面父亲还嘱咐我少掺和事情，不要跟着闹，没想到那是我们父女的永别。
永别
最后的印象是父亲咳血工作
新京报：父亲被批斗后，你在内蒙古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刘爱琴：那当然，街上很快贴大字报说我是苏联特务。1967年初就不让我工作了。我被隔离，造反派让我交代问题，他说父亲6次叛变，至少4次我都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打，打得我牙出血、腰也坏了、小便失禁。后来又把我送到工厂打扫厕所。
文革中我前夫和我离了婚，他后来去了东北，三个孩子也没人管，那段时间非常痛苦，牵挂父亲，也牵挂孩子们。
新京报：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
刘爱琴：先是哥哥刘允斌，他和我一起在苏联长大，是个特别刻苦的人，也最听父亲的话，一辈子都一门心思做核研究。1967年，他在包头市北的铁路上卧轨自杀了。
接着是弟弟允若，文革一开始就被关了，关了8年，整个人生都毁了。出来没几年就死在自己独住的农家小院里，很惨。
最后是父亲，1969年11月，他死后两三天，有人悄悄告诉我，你父亲死了。
新京报：你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