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著名海盗徐亚保率人杀死意图强暴中国妇女的两名英国军官，被判“终身充军”，徐竟宁愿自缢身亡也不愿流放异域。1899年，当英军武装接管新界和九龙城时，当地“白叟黄童，群思敌忾，耕氓贩竖，愤切同仇”，但终因寡不敌众，遭到血腥镇压，九龙城内的“官弁兵丁”被“一并逐出”。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人还经历过一次另类的“滚出香港”，那就是黑暗残酷的华工贸易。当时，香港作为清朝法律无法管及之地，加上航运之方便自由，成为贩卖华工的中心。
仅1845年至1875年，就有数十万华工通过香港登上“猪仔船”，被贩卖到世界各地，其中又以赴美国为最多。“猪仔船”上空间狭小，缺水少食，高温潮湿，病疫流行，导致华工死亡率奇高。华工“滚出香港”，洒下的是那个年代中国劳苦民众的一路血泪。
1941年底，日军攻占香港。日本侵略者为了稳定所谓“新秩序”，加强对华人的控制和管理，颁布了“华人疏散方案”，并以保障社会安宁和搜捕抗日分子为名进行“人口总清查”，企图大规模驱逐华人出境，计划把香港人口由160万减少到60万。
日总督府指定广九路为“陆路步行归乡线”，强迫没有“良民证”者“返乡”，还在街头大肆抓捕港民后强行船运至广东沿海，弃岸不管，港民饥寒交迫而倒毙途中者不可胜数。
他们还采取诱骗手段，分3批招募7000名香港壮丁到海南岛充当开掘铁矿的苦力，致使数千香港青壮年埋骨海南，生还香港者寥寥无几。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让香港人民饱受屈辱和摧残，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香港人口仅为战前的一半。
新中国成立初期，港英政府为加强社会控制，想方设法让香港爱国人士和非本港土生进步人士“滚出香港”。1949年4月，港英政府颁布《人民入境统制条例》，规定“管制非本港土生人士来港、离港以及在港内的活动”，禁止“有鼓动叛乱和扰乱公共安宁的嫌疑者”入境，有权将其拘留并遣送回原籍。
同年8月，通过《人口登记条例》和《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明确港英当局可以通过简易审讯的方式判定某人为“不良分子”并将其驱逐出境。
后来又颁布了《修订1922年紧急状态法例》《紧急（主要）条例》《人民入境统制（补充）条例》和《边境封锁区命令》等严苛律令，陆续策划制造了“罗素街”事件、“三·一”事件和《大公报》案等一系列控制与镇压事件，将大批所谓“不良分子”“递解出境”。许多工人领导者、电影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往往于凌晨被从睡梦中叫醒，简单收拾行装后即被驱离香港。
以上这些被“滚出香港”的对象，要么是在殖民统治下悲壮的反抗者，要么是可怜的受害者，然而，历史上也曾有过两次侵略者“滚出香港”。
一次是1945年9月16日下午，在香港总督府楼下大堂举行日军投降仪式后，日军投降代表海军中将藤田类太郎和陆军少将冈田梅吉被押下去，标志着日军对香港3年零8个月的残暴占领结束；
另一次是1997年6月30日子夜时分，英国国旗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会场上空缓缓降落，14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的14处军营上空冉冉升起，英国查尔斯王子和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离去，英国政府在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香港正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