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纲领”明显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以中国东北地区为据点、进而向亚洲大陆扩张的主张。日本有了朝鲜这块侵犯大陆的跳板还不够，还要把中国东北从中国主体上肢解出去，变成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北向苏联贝加尔湖以东，南向中国华北以至华中、华南和印度支那扩张。可以说，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利益线”，这是日本政府在制定国家战略时最根本的考虑。
据史料记载，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后曾向天皇秘密上呈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史称“田中奏折”。其中所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全球称霸战略，与田中义一的上述《政策纲领》完全吻合，此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步骤也正是按照这一战略而展开的。可以说，这份文件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
“岛国根性”与极端民族主义
人们常常发问，为什么日本这样一个岛国，在近代“不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屡屡成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策源地？个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仅从地理和民族性传统的角度考察，其最原始、最直接的根源就在于日本统治阶级的“岛国根性”。
自古以来，日本就存在着两种“岛国根性”。一种存在于广大日本国民之中，优点表现为勤劳、顽强、谦恭、易于满足等，不足则表现为自卑、小气、服从等。然而，“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这种民族性在统治阶级身上发生了畸变，走向另一个极端，自卑畸变为狂傲自大，小气则流变为褊狭固执，最终发展成为极端民族主义。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一是“皇国论”，即宣扬天皇是“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变”，天皇“万世一系”，应当“君临四方”，“皇化日洽，土疆日广”；二是“大和民族优越论”，认为大和民族居于“神州”，是“天之子孙”，世界其他民族皆系“戎狄”，日本文化优于其他民族文化。
在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蛊惑下，日本不少“变革先驱”都露骨地提出了侵略扩张的主张，其中的代表人物佐藤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直言不讳地讲到：“世界当为郡县，万国之君当为臣仆。”为实现这一征服世界的目标，他力主首先侵略中国，“席卷支那北方，而以南京为皇居”。另一代表人物吉田松阴则主张日本要“取朝鲜，掠满洲，压中国，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退固守之基，使神功（指天皇）未遂者得遂，丰国（指丰臣秀吉）未果者得果”。
“岛国根性”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彻底的反映。事实上，这些所谓“变革先驱”，大都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较早地接受了西方列强先进的技术思想和扩张理论而已。佐藤、吉田等人的思想后来均被日本政府所采纳，“大陆政策”“田中奏折”等官方政略战略文件便是这些思想主张的具体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历史表明，日本统治阶级正是沿着上述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亚洲国家一步步推向灾难的深渊。
“平成维新”与日本的未来之路
2014年7月1日，是日本自卫队成立6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日本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通过了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相关决议。有人效仿“明治维新”之名，将这一“石破天惊”的动作称为“平成维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警觉--日本未来究竟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日本战败投降后，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破，美国对其实施单独占领，并代其制定了和平宪法。然而，由于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对日本所进行的战后清算并不彻底，不仅保留了天皇制，还对一大批战犯免予追究。迄今，在日本政府的正式称谓中，8月15日只是被称为“终战日”，不是“战败日”，更不是“无条件投降日”。这种表述完全回避了那场战争承载的罪恶和教训，也导致日本许多人对历史的认识出现了严重偏差。这是日本与德国在历史追责上的最大不同，也为日本战后否认侵略历史、逐步摆脱战后体制预留了空间。
战后初期，吉田内阁战略的核心是“先经济、后军备”，实质上并未排斥军事手段在国家安全中的运用。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新保守思潮开始盛行，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下，提出所谓“国际国家”的政治纲领，意在“使日本从战后的'特殊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分担国际责任与使命的'正常国家'”，这其中当然包括对军事发展“正常化”追求。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大国主义”思潮更加活跃，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石原慎太郎的“日本说'不'”等论调，无不折射出日本对成为“政治大国”的渴求与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