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近代化进程的节节推进，西方列强带给日本的半殖民地危机逐渐解除，日本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所谓的“富国强兵”，很快演变为一条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路线，即一切政治和经济活动首先必须服从军备，整饬军备和对外扩张是国家的最高目的，一切政策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的。历史证明，近代日本社会的资本积累，与其对外侵略、扩张及掠夺是分不开的。
“大陆政策”与侵略扩张
日本是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其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确定下来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找准扩张的方向。自然而然地，日本将目光瞄准了亚洲大陆，“大陆政策”应运而生。
“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16世纪后期丰臣秀吉统治时期。其时，丰臣秀吉处心积虑地企图通过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帝国，为此曾两度发兵朝鲜。尽管丰臣秀吉的图谋未能得逞，但他的衣钵却为后来的日本统治者及部分思想家所继承。尤其到幕府末期，当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时，一些人便在谋求“富国强兵”、解决民族危机的过程中，产生了“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的思想。这一思想，对明治政府的重臣元老山县有朋、木户孝允、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1868年发表的《天皇御笔信》，称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要用武力征服世界。
“大陆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以武力向亚洲大陆乃至世界扩张。具体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步征服中国内陆，第五步征服全世界。这一政策实际上成为从明治时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日本的基本国策。
1890年12月，山县有朋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发表施政演说时，山县提出要“发展国力”和“伸张国势”，明确阐述了他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理论，并将此作为其政府的“施政纲领”。山县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日本本国疆域系“主权线”，而“与我国（指日本）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则被其视作“利益线”。他强调，在群雄争霸的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否则，就“不可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山县讲的“利益线”，实际上就是指的亚洲大陆。
山县有朋“亚洲大陆扩张论”的出台，标志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侵略扩张思想--“大陆政策”的完全形成。从此以后，日本开始了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穷兵黩武、侵略扩张、野蛮肆虐亚洲的罪恶历史。
东方会议与侵华战争
在“大陆政策”的指引下，日本先后发动了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战争的胜利，为日本政府继续推行对外扩张战略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在日本侵华战争史上，田中义一是一个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正是他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以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名义在东京主持召开了决定日本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
作为日本政府策划侵略扩张计划的核心人物之一，田中义一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在一篇题为《随感杂录》的文章中主张，日本的军事战略应服从于国家战略，“使日本摆脱岛国境遇，成为大陆国家，以充分伸张国势”。他提出，要在维护日英同盟的基础上，以俄国和中国为第一、第二假想敌国来制定军事战略。他的理论是，俄国和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必然会对日本报“一箭之仇”，届时满洲将成为矛盾的焦点，日本甚至要做好同时与俄国和中国开战的军事准备。
田中义一的这些思想对当时日本政府制定国防方针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此后，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日美矛盾上升，扩大海军和南进的主张抬头，但田中义一等人主张向大陆扩张的论调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在东方会议上，田中义一积极支持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等人的激进主张，策划把所谓“满蒙”地区从中国分割开来。在会议闭幕时，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支（华）政策纲领》。“纲领”共有8条，其中1－5条主要是针对“中国本土”的对策，6－8条则是针对“满蒙”问题的对策。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将分离“满蒙”与“中国本土”作为最高国策，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在中国扶植亲日政权等。无疑，这实际上就是田中内阁的侵华宣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