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的湖南何其光辉灿烂

编者的话

历史上的湖南究竟是什么样子？远古时的湖南是不是“蛮荒之地”？

湖湘文化的根在哪？为什么世界最早的稻、中国最早的城出现在湖南？为什么湖南这片土地上出土了四羊方尊、皿方罍等重量级国宝？

“舜帝南巡葬于九嶷”“神农炎帝尝百草”“大禹治水”……的传说，让湖湘大地充满着神秘传奇。

马王堆、玉蟾岩、高庙、城头山、炭河里、里耶、长沙窑、老司城……一系列全国重大考古发现，让中华文化的天空闪耀着湖湘文化的光芒。

是时候系统梳理湖南的绚烂历史、呈现湖南古代文明的惊世之美了。1月5日开始，湖南考古专家在长沙开讲，通过十场“发现湖南”讲座，讲述湖南从上古到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和重要的横切面，全方位呈现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湖南历史。穿过历史的迷雾，人们将看到湖湘文化在推进华夏文明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

舜帝陵云雾缭绕。（资料图片）乐水旺摄

湖南日报记者龙文泱

通讯员邓晓丽陈琳玲

“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革，盖亦山国荒僻之亚。”曾国藩对湖南的描述，是长久以来人们对湖南的印象——-边陲蛮荒之地。

屈原被流放至沅水、洞庭湖一带，贾谊被谪为长沙王太傅，王昌龄左迁龙标（今怀化市洪江市），刘禹锡和柳宗元分别被贬至朗州（今常德市）和永州……历史上众多文化名人被贬官至湖南，更加深了后世“蛮荒之地”的刻板印象。

“这种印象源自于早期中国历史的叙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郭伟民说，先秦文献中涉及湖南的文字极少，秦汉典籍才有少量关于湖南的记载。1986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后，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填补了湖南上古历史的空白，基本建立了湖南历史的时空框架，推翻了几千年来人们对上古时期湖南的固定认知。

“通过考古，我们发现湖南的历史源头可追溯到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1月5日，“发现湖南”系列讲座在长沙博物馆开讲，郭伟民以《九嶷山上白云飞——湖南上古历史的考古学重建》为题，从湖南的地理位置、古代典籍对湖南的记载、湖南上古时期的考古发现等方面，还原了上古时期的湖南。

他说：“上古时期的湖南光辉灿烂，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部分，已经开始酝酿并完成了华夏化的进程。”

世界最早的稻，中国最早的城

常德津市，澧阳平原东部边缘，虎爪山像一只虎爪，自西往东伸向澧水。这是目前湖南发现时代最早且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它与北京周口店遗址同时代。

1988年4月，在虎爪山的爪尖位置，当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0余件疑似石器。它们表面光滑，有打制痕迹，与粗糙的山石完全不同。

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残片。（资料图片）陈甘乐摄

以此为代表，在洞庭湖平原西侧的一些河流阶地和山头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许多打制石器。这表明，从距今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起，湖南就一直有人类活动，并留下丰富的文化遗存。

与旧石器时代的湖南人“相遇”是什么感觉？

多年后，回忆起发现福岩洞第一枚人类牙齿化石的经历，永州道县乐福堂乡塘碑村村民熊友邦仍难掩兴奋。

2011年9月，由各级文物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在道县福岩洞展开考古发掘，熊友邦被聘为小工参与发掘工作。

9月22日，是熊友邦永生难忘的一天。他又发现了一枚牙齿化石。在场的考古专家端详了许久，确认是一枚人类牙齿化石。

所有人都沸腾了，兴奋得一夜未眠。此后两年，联合工作组又进行了两轮发掘，在福岩洞发现了共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距今8万年至12万年）。

这些牙齿被视为现代人在中国出现的证据。结合中国已经发现的百余处人类化石材料，许多专家认为，相较于此前学术界普遍流行的“现代人出自非洲说”，中国乃至东亚人从当地起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藏着惊世秘密的山洞何止福岩洞。就在道县，1995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一个叫玉蟾岩的山洞发掘出了目前世界最早的原始栽培稻谷和原始陶器片，距今约在1.2万年至1.4万年之间。这一发现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推进到了1.2万年前，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100项考古发现之一。

玉蟾岩遗址引起了国际农业考古界的权威专家、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终身教授奥弗·巴约瑟夫的关注。他主动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合作进行“中国水稻起源考古研究”，并于2004年11月在玉蟾岩遗址发现了5粒已经碳化的古稻谷。

澧阳平原稻香飘飞。彭头山遗址发现了大量掺杂在陶片里的稻壳，距今约9000年；八十垱遗址，近万粒距今8000多年的碳化稻谷从古河道中喷涌而出；中国最早的城——城头山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最早的古稻田，距今约6000多年……

关于水稻的起源，“印度说”“云南说”“东南亚说”的争论持续了多年。湖南的发现再次改写了历史。很多证据显示，澧阳平原率先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稻作农业经济的转变。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展示了长江流域的璀璨史前文明，打破了中华文明仅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认知。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发展的。湖南史前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新石器文化观念的变革，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前文化和华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郭伟民说。

楚国争霸中原，湖南加速发展

新石器时代以后到中原的夏朝，湖南虽然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但处于低潮时期。

距今6300年至4000年前，澧县的城头山繁华过后突然衰落。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经历了加速发展、衰落、再度崛起的过程，最终在全国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在新石器时代，湖南就出现了华夏文化的因素。”郭伟民指着一个在城头山发现的彩陶罐的图片说，上面的纹饰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以豫、陕、晋三省为中心）特征，是距今5500年前中原文化南下的例证。

四羊方尊、象纹大铜铙、人面铜方鼎……宁乡炭河里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很多是国家一级文物，兼有中原和地方土著的双重特征。青铜器的种类丰富，造型精美，有乐器、饮酒器、饪食器、生活用器、兵器。当时的宁乡绝对不是边陲蛮荒之地，甚至不是一般地方政府的治所。

湖南省博物馆展出的人面铜方鼎。（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田超摄

有趣的是，这些重要器物都是被百姓无意中发现的。如四羊方尊，是1938年，宁乡黄材镇龙泉村一位名叫姜景舒的农民到山上种红薯时挖出来的。

“这一时期，湖南处在中原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郭伟民说，后来，楚国崛起，并把湖南作为支持其争霸中原的大后方开发，加速了湖南的华夏化进程。现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反映了中原华夏思想文化在湖南的流行和传播。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是秦代的地方官府文书档案。它让人们首次发现了史书中未记载的秦朝洞庭郡和苍梧郡。这表明，湖南正式步入华夏国家的序列。

西汉王朝则在湖南设置了长沙国、武陵郡、长沙郡、桂阳郡，湖南得到持续开发，由华夏边陲变为内陆。

湖湘大地，炎帝、舜帝、大禹足迹深深

传说中，华夏文明的三个重要奠基人——炎帝、舜帝、大禹都在湖南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炎帝发明耒耜、教民耕种、制作弓箭、尝草兴药……因误食断肠草“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当时的茶陵，就是现在的株洲市炎陵县。

位于炎陵城西鹿原陂的炎帝陵自西汉时有陵，唐代奉祀。公元967年，宋太祖钦命在陵前立庙，同时诏禁樵采、置守陵户，此后历朝历代祭祀、修葺不断。“炎帝陵祭典”已成为传承炎黄文化、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炎陵县东北部的神农谷植被茂盛，相传为炎帝采药之处，是今人清心养肺的佳地。

《史记》称，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经过多年寻找，2004年，考古工作者终于在九嶷山发现了宋代舜帝庙遗址，这是目前所知经考古发掘证实的年代最早的舜帝陵庙。

洞庭湖君山岛，二妃墓畔，湘妃竹上“泪痕”斑斑。相传，二妃寻夫至此，忽闻舜帝逝世的消息，肝肠寸断，不治身亡，葬于岛上。

“楚国王室和公族一直以华夏后裔自居。战国时期，湖南全域尽入楚境，九嶷山是楚国的南部边疆。就在这个时候，舜帝南巡葬于九嶷的传说出现了。”郭伟民认为，这个传说的产生是大一统时代政治文化认同的地理标志，极有可能是楚国为了巩固疆土、争霸中原，完成了“舜葬九嶷”传说的文化构建。

在衡山，传说大禹治水留下石碑。这一带，有很多大禹的传说及带“禹”字的地名。根据文献记载与现场考察结果，禹碑遗址范围被确定。但遗址中的巨石是否为原碑尚有待考证。

舜帝庙遗址出土的古碑座。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古代传说和考古实证的暗合，让上古时期的真实湖南逐渐浮现。

■大事记

湖南上古历史

与年代的重建（年表） 

30多年来，湖南考古人用埋藏在湖湘大地里的文物重建了湖南地区迄今50万年以来到王朝纪年之前的考古学文化年表，序列完整，几乎没有缺环。

旧石器时代（距今50万年至1万年）

1.虎爪山文化（距今50万年至20万年）

2.鸡公垱文化（距今20万年至10万年）

3.乌鸦山文化（距今10万年至5万年）

4.伞顶盖文化（距今5万年至2万年）

5.十里岗文化（距今2万年至1万年）

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至4100年）

1.彭头山文化（距今1万年至7300年）

2.皂市下层文化（距今7500年至7000年）

3.汤家岗文化（距今7000年至6300年）

4.大溪文化（距今6300年至5300年）

5.油子岭文化（距今5500年至5000年）

6.屈家岭文化（距今5000年至4500年）

7.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年至4100年）

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100年至3700年）

■评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刘武：

福岩洞考古发现最大的意义，是发现了“fullymodern”（完全现代）的现代人。虽然还没有直接触及现代人是否起源于非洲的问题，但结合道县以及这么多年国内化石的发现，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中国乃至东亚人从当地起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严文明：

城头山的重要性很少有遗址比得上。一是从城的角度上讲是中国最早的城址。从城墙剖面，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城的建造方式。但它不只是这一点，它通过四次建成，一次一次加高，工艺水平非常高超。第二个是水稻田。中国是世界水稻最多的地区，大家承认中国是水稻起源最主要的地方，而中国的水稻田一直没找到。我们在城头山找到了，它还有一系列设备连成一个系统，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稻谷的植物硅酸体，比现代水稻田的硅酸体要多，不承认它是水稻田，那也不行。再说里面的房子，保存得更好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子，中国也有不少。那是在北方，在江南这是唯一的。江南的遗迹保护非常难，尽管有保存下来的，它后来的保护现状往往不如北方。城头山的房子不是一个单间，是有分工的一大套房间，有大厨房、大居住室，还有许多小的排房居住间，还有道路连接。这在现在的聚落考古里面是非常难得发现的。在国内来讲，有这么一套的也不多见。陶窑有分工，这种分工不一定是一个窑烧一种器物，而是为了某种东西在一起烧比较方便。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原院长焦南峰： 

里耶古城和里耶秦简的发现，对于秦汉时期的考古研究有重要意义。秦简的出土在全面了解当时秦帝国统治下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方面，填补了历史空白。同时，为秦朝地方政权的研究提供了全方位的考古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郭伟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考古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本次“发现湖南”系列讲座中，将要提到的许多湖南的考古发现揭示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唐朝至五代时期，人们对长沙铜官窑瓷土资源的大规模开采，造成的破坏现在仍未恢复。而在桂阳桐木岭冶炼遗址内，因为过度开采与冶炼，有些洞穴寸草无生。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的城头山一度繁华无比，它在4000多年前突然衰落，原因不明。日本的学者曾在遗址中找到了寄生虫，城头山距今最近的一批墓葬大多为瓮棺葬（以瓮、盆为葬具，常用来埋葬未成年人），这可能是长期持续的瘟疫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