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中共一大百年回望(6)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影响下，毛泽东于1920年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认定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1921年1月，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提出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明确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对这批青年来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如同找到一盏看清时事迷局的“探照灯”、一把解剖沉疴痼疾的“手术刀”。正当时人对“太平洋会议”抱有幻想时，李汉俊1921年7月在《共产党》月刊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不过是日英美三国分赃中国的会议。他号召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会议，速行社会革命罢！”

这是《共产党》月刊创刊号。新华社发（中共一大纪念馆提供）

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之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变化。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总数达200余万人，仅上海就有56万人。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造了上海工人阶级极强的反抗性。

1920年末，《共产党》月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作出乐观预见：“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具先见的判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旦与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必将迸发出无比巨大的力量！

（四）“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这个秘密会议，四周暗流涌动。

参加会议的包惠僧回忆，7月30日晚，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点，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眼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去了。马林则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

因担心住处遭到搜查，代表们立即前往《新青年》编辑部暂避。大约过了两个钟点，包惠僧放心不下“留守”的李汉俊、陈公博，返回“李公馆”探看。李汉俊告诉他，写字桌抽屉内就有一份党的纲领，没有被发现，很侥幸！

这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1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研究者认为，这一变故与租界警方对共产国际参会代表马林的监控有关。

至此，上海的会议不得不告一段落，代表们从石库门出发，登上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大会在紧张气氛下继续进行……

开会时，李达代表的夫人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但她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王会悟晚年回忆道。为了掩护，她甚至在会议桌上预先摆放了一副麻将牌。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示的李达、王会悟夫妇的照片。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