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绿色的中国，能为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提供什么？(3)

此外，农村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同样促进全国范围内的植被恢复。由于国家引导使用煤炭和天然气，中国农村家庭用作燃料的木柴消耗量在过去20年里下降63%。由于柴火采伐减少等人为干扰因素减少，中国特别是南部地区的森林和灌丛恢复加快。

方精云表示，中国植被状况的改善带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高。例如，植被恢复极大地减少中国北方春季沙尘暴的发生。实施6项重点恢复工程，项目区年碳汇总量达到中国总碳汇的56%。总体而言，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不断增加，抵消14%的全国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有助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

像在改善植被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一样，中国也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防止水污染和空气质量恶化。如在国家层面出台《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推行河长制，实行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等。近年来，中国更是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视野出发，积极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资料图：云南昆明，红嘴鸥在滇池边翱翔。中新社记者刘冉阳摄

更加绿色的中国，能为全球提供什么借鉴？

“中国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地更绿、天更蓝、水更清的中国，为包括珍稀濒危物种在内的各类生物，提供更好的生存、生长、繁殖空间。这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来讲意义重大。”方精云解释说，从生态学角度看，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不是单纯地把珍稀物种“圈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保护生境、维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整体上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方精云认为，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经验可为全球提供有益借鉴。包括政府重视、高位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体制机制，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规章和整体考量以及科技支撑等。

首先，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同组成的复合系统高度复杂，只有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进行谋划、布局、行动，才能实现生态和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全球首个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国家。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助推中国建立政府主导，科研机构、企业、普通民众等多方参与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体制机制，形成“合力”，更为高效。

资料图：福建福鼎国家森林公园。王东明摄

其次，近年来，中国将生态管理纳入国家法律和政策制度以及重点发展规划，并制定具体措施，层层分解，这有助于目标更好实现。以防治大气污染为例，中国国务院2013年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规定防治目标，及减少多污染物排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加快调整能源结构等十个方面具体措施。很快，各级政府制定相应工作计划，加紧了行动。北京市政府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就关停1000多家高污染企业，并出资将全市燃煤锅炉全部替换为燃气或燃油锅炉。

再者，中国在环境保护和生态相关领域的科研投入近年来不断增长，实施了“水专项”“碳专项”等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丰硕成果，为环境治理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例如，于2008年全面启动的“水专项”，总预算约300亿元人民币，以6个严重污染的河流和湖泊流域——包括长江流域及三峡水库在内——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水污染监测、控制和治理的重大科技问题。到目前为止，该专项已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包括300多项关键技术和1400多项授权专利，并建设诸多先进的水质监测和预警系统。

“尽管有大量报告披露全球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但过去数十年来，绝大部分国家环境保护始终未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全球范围内也缺乏系统且操作性强的合力保护机制。”方精云认为，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备受关注，中国的经验和成果可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方案”。期待10月在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也能吸纳更多“中国智慧”。(完)

方精云，云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植被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全球变化生态学、生态遥感等方面的研究，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长江学者成就奖”、美国生态学会“惠特克杰出生态学家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