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社会效益。低碳发展将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绿色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450万人左右，接近煤炭生产领域的产业工人。预计到2030年低碳领域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总人数有望达到6300万人。

此外还有经济效益。“到2030年，全国低碳产业的产值预计将达到23万亿元，对GDP的贡献率将超过16%。”柴麒敏说。

如今，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上逐渐形成优势。截至2019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7.9亿千瓦，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的30%，其中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均居世界首位。我国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技术水平和制造规模处于世界前列。风电整机制造占全球总产量的41%。

牵住降碳源头治理“牛鼻子”

要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其实很不轻松。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我国距离实现碳达峰目标不足10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也仅有30年，相比西方国家压力更大、时间更紧、幅度更大，“十四五”必须迈出坚实步伐。

很多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是一个技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我国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自我加压、主动作为，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

目前，关于达峰路径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对碳排放的控制稍松，在2030年前达到相对较高的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另一种是从“十四五”开始严格控制碳排放，提高政策和行动力度，在2030年前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峰值，然后开始一个先缓后急的下降。

前者下降的曲线会非常陡。在柴麒敏看来，采用“先冲高、后骤降”的减排路径，挑战大，造成的全社会经济损失也大。相对来讲，后者更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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