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跨国公司的育种研发,多采取大规模团队协作、专业化分工方式。而我国育种资源主要集中在农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由于掌握的种质资源有限、课题组人力有限,品种组合较少。此外,我国育种人才、种质资源等科技要素向种子企业流动机制不畅,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研发体制尚未形成,极大制约了我国育种研发资源要素活力的发挥,阻碍了种业整体水平的提升。这些都是应该切实突破的瓶颈。
贵州省从江县加榜乡加车村的农民在收割水稻。新华社发
3.“中国特色种业创新体系”这样建
记者:农业农村部印发的《2020年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工作要点》提出,全面构建市场导向、企业主体、产学研协同的中国特色种业创新体系。应如何加快构建?
孔祥智:要加快种业科研体制和投入机制改革,科学厘定种业基础研究和商业化育种之间的界限,有效调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种子企业积极性;加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建设,把解决行业、产业和区域性重大关键问题作为攻关重点,整合优势科技资源,着力创新运行机制,突出发挥协同作用;加快本土种子企业发展,不断提高中国种业的世界竞争力、国际话语权。
马淑萍:首先要明确创新分工。种业基础性公益性技术攻关,应由国家级科研教学单位承担;以育种为核心的应用技术、品种创新,应通过市场化机制,由企业承担。其次是创新攻关模式。对以品种为核心的应用技术创新,应以种子企业为主体,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商业化育种模式,协同攻关;对于种业“卡脖子”技术,应以优势科研教学单位为主,组织优势种子企业联合攻关。再次,要完善法律支撑。建议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上升为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提高法律位阶、加大保护力度。此外,要强化政策支持。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采取激励措施,让科学家“富起来”;对企业研发成果,通过财政后补助方式进行激励。最后,要改革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以成果转化为导向,引导更多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