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慕士塔格观测站，观测员在户外工作。新华社发

我1946年出生在山东梁山的一个贫穷乡村，1965年8月，揣着仅有的10元钱来到清华大学，从此，便把一生的壮志理想都留给了这所学校。1978年，经过层层选拔与考核，我坐上了改革开放后研究生教育和出国留学的“头班车”。1981年1月获硕士学位后，授业恩师李国鼎先生即刻把我派到太平洋彼岸继续深造。虽然面临着年龄偏大、语言障碍严重、基础知识薄弱等问题，我还是依靠刻苦勤奋，3年后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并返回祖国，成为清华大学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美国回校任教的博士。在清华环境学科创始人陶葆楷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肩负起推动清华大学“大气污染与控制工程”学科建设的任务。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大气问题主要是燃煤排放二氧化硫导致的严重酸降问题，我带领年轻团队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研观测，揭示了土壤和地表水酸化的关键过程，提出了酸沉降三维临界负荷的新理论，为后来国家提出二氧化硫和酸雨“两控区”划分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我们还制定了从源头到末端的二氧化硫控制技术手册，促进减排措施落地。

20世纪90年代，我国汽车制造业刚刚起步，未来机动车保有量势必增多，机动车排放将成为北京最重要的大气污染源，夏季臭氧超标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受北京市政府委托，我带领团队进行了北京市机动车污染的前瞻性研究，提出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是最有效的控制措施。当时这个观点受到汽车行业的质疑和反对，然而，我们并没有退缩，用细致扎实的调研和可行性分析，率先在北京推动国一新车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并迅速在全国推行。从2001年7月全国实施国一排放标准至今的短短20年，我国机动车排放标准已经实现了从国一到国六的跨越，基本与世界上最严格的法规体系接轨，我们团队也因此获得联合国环境署2018年“清洁空气与气候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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