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过去几年，美国的言论环境和新闻从业者的工作环境也在恶化。致力于记录美国违反新闻自由行为的智库“美国新闻自由追踪者”（PFP）12月14日发布的报告称，2020年美国至少有117名记者在报道全美抗疫活动中被拘押或逮捕，这一数据是2017年至2019年三年数据总和的两倍多；2020年美国共发生超过1000起威胁或破坏新闻自由的事件，而2019年相关事件仅152起，增长了将近7倍。美国新闻自由水平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与其长期标榜的不相匹配。2018年，无国界记者组织首度将美国列为全球记者死亡数最多国家之一；2019年，该组织将美国的全球评级从“令人满意的”下调为“有问题的”，排名下降到48位，该组织报告称，2019年“美国记者从未遭受过如此多的死亡威胁，也从未如此频繁地向私人保安公司寻求保护”。

2020年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全美大规模抗议活动，许多记者和摄影师在报道和记录抗议活动中被警察殴打、逮捕，这些行为连美国的盟友都看不下去了。德国外长马斯公开谴责美国警察对德国记者的暴力行为，称“遵守法治的民主国家必须展示出保护新闻自由的最高标准”；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则要求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馆调查两名澳大利亚电视台记者被美国警方拘捕一事；在一名土耳其记者被美国警方袭击后，土耳其总统府通讯主管法赫雷汀·阿尔顿称将会毫不迟疑地与美国方面交涉此事，并强调“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支柱”。美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的糟糕表现让美国政客也感到悲哀，一些外交官公开表示，美国国内糟糕的状况已经让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国际上继续推行“美式价值观”外交。

美国“言论自由”陷入危机，反映出其背后美国社会裂痕不断扩大的现实。由于贫富分化、民意撕裂，再加上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美国社会日益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左右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激化。再加上政客对媒体的攻击，一些民众更将新闻媒体和媒体工作者视为“人民的敌人”，这些都让美国长期标榜的“保护言论自由”的概念摇摇欲坠。阿斯科塔表示，美国记者们“不能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即在这个国家的时政（新闻）记者、白宫记者需要保镖（保护）才能报道政治竞选活动。”

只是，不断“妖魔化媒体”、挑动民众情绪、撕裂社会并从中渔利的政客们，早就对这套手段食髓知味。在这种情况下，美式“言论自由”在世人眼中的轰然倒塌，也就在所难免了。（聂舒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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