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环球》杂志记者 杨士龙

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傅高义当地时间12月20日在马萨诸塞州的一间医院去世，享年90岁。

1930年7月出生的傅高义，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专家。在一般读者看来，他是个才高学富、著作等身的权威学者。而和他有过个人交往的同事、朋友，都往往谈及他的风趣、幽默和乐于助人。采访过他的华文记者则有一个共识，傅老温文儒雅，可以说是一个把儒者风浸淫到骨子里的美国学者。

最直接的，英文叫“Ezra Vogel”的他，给自己取了“傅高义”这个中文名，即可见其中国文化之修养。傅高义曾解释，他父亲是波兰犹太人，姓“Vogel”，德语发音近“傅高”，名“Ezra”首字母“E”音近“义”，“我知道在中文里，‘义’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

傅高义和家人在邓小平雕像前合影。图片由傅高义的儿子提供

“我父亲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

傅高义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95-1999年）和亚洲中心首任主任（1997-1999年）。2000年退休后，其研究方向转向历史学。2011年，他81岁时出版《邓小平时代》。此书被视为向西方客观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重要著作。2019年89岁时，他出版了《中国和日本：面对历史》，回顾了中日两国1500多年来政治和文化联系的历史。

“我的父亲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他一直希望中国能与日本和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为了实现这一愿景，我们这三个国家的下一代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傅高义的儿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史蒂文12月21日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电子邮件采访时这样说道。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天，史蒂文曾和父亲、继母夏洛特·伊克尔斯一起在广州中山大学度过了一段时光。1978年中国广东省率先进行经济改革后，1987年傅高义应广东省政府的邀请，花了八个月的时间研究该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1989年他出版《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

“80年代当然是见证中国转型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我父亲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夏洛特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他们可以跟不同行业的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交流。”史蒂文回忆说。“我陪父亲和夏洛特到当地的工厂和公社进行各种实地考察。夏洛特和我有时会抱怨那里的条件，那里没有空调，只有简单的食物，但父亲毫不气馁。他特别喜欢与人交流，追求新知。”

史蒂夫说，在俄亥俄州一个小镇长大的傅高义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父亲。在过去的25年中，他每个假期都要办家庭大聚会。2020年的家庭团聚活动原定于他去世的那一天通过Zoom进行。傅高义另外一个儿子大卫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生活工作，女儿伊芙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他的姐姐费伊·布斯冈在马萨诸塞州戴德姆，孙子辈总共有5人。

傅高义与姐姐费伊·布斯冈BenRosser/摄

傅高义和夏洛特结婚41年来一直是互相支持的伴侣。两人在前20年间坚持每天跑步。当傅高义的膝盖开始变得虚弱后，他们在后20年间一同骑自行车。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他甚至一天骑四英里（约6.4公里）。

傅高义最初学的是社会学，研究美国家庭问题。1958年至1960年，他花了两年时间在日本学习日语并开展研究，由此成为研究日本社会的专家。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学习汉语，为去中国旅行做准备，并在此之后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专家。傅高义很有语言天赋，精通日语和汉语，并终生对语言学习保持很高的热情。面对面接受我们采访时，他首选讲中文。

“谁也没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

傅高义是记者来美工作后的第一个专访对象。那是2016年12月的一天，我和同事们赶到他位于哈佛校区的家里时，夜幕已经降临。房子是个两层的小楼，一楼客厅布置得很简朴，洋溢着东方文化的气息。尽管做了不少功课，但见到傅高义本人，我还是有一种对面坐的这位慈眉善目、中文流利的清瘦老人是个传统中国文人的错觉。当时谈及新政府对华政策，老人认为，特朗普团队执政经验少，国际和外交知识有限，对中美关系情况不了解，两国关系面临挑战。但他本人认为，美中应该选择合作，“毕竟两个国家的关系太重要了，对全世界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不能不合作”。

2019年5月16日，傅高义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家中读书。王迎摄

2019年5月16日，我和同事们再次去傅高义家访问，那次谈的时间比较长，话题也从世界形势、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谈到了他个人成长和学术研究经历。他还特别高兴地预告说，自己的新书《中国和日本：面对历史》即将出版了。大家不由得对老人肃然起敬，我们这些年富力强的人有什么理由抱怨工作生活辛苦呢？在大家七手八脚布置拍摄场景灯光时，傅高义又悄悄到隔壁看书去了。

“中国发展这么快，我没有想到，恐怕没一个外国人能想到，甚至不少中国人也没想到，”那次采访中，他再次对中国发展之快表示赞赏。

“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至少每年去一次中国，我发现中国人生活的情况越来越好。”2018年10月那次访华期间，他还体验了中国高铁，“高铁非常好，跟日本现在也差不多了”。

在傅高义看来，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了不起”，是它将中国推上了飞速发展之路。

进入耄耋之年的傅高义对中美关系依然十分关注。2019年7月，美国百位专家学者及前外交官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发表一封致总统特朗普及国会议员的联名公开信，称敌视中国对美国无益，“最终或将孤立（华盛顿）自己，而不是北京”。傅高义是五位执笔者之一。

2019年9月17日晚，傅高义又亲赴纽约，参加华美协进社举行的名为“中国是敌人吗？”对话会。他明确表示，近年来美国政府中有些人一窝蜂地指责中国，甚至让部分中国人觉得中国被美国视为“敌人“，但中国并不是。所谓中美”脱钩“不可能实现，双方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积极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2020年4月3日，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联合发表题为《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的声明。声明得到93名美国前政府高官和专家学者的联名支持，傅高义又名列其中。

除了当面采访，四年来记者与傅高义一直保持着邮件往来，有问题就直接问他，老人家基本是有问必回。深感心痛的是，老人给我回的最后一封邮件是4月4日，就是上述公开信发表的次日。他这样写道：“这次（疫情危机）是中美合作的好机会，但我担心短期内中美关系难有起色。”

傅高义多次指出，中美关系遇阻的一部分原因是美国人不知道怎么应对中国的飞速崛起。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大，有些方面甚至已经可以替代美国了。这让习惯了做老大的美国人“很不习惯”。为此，他生前在哈佛大学等高校组织有关中国问题讲座的同时，还与美国中美友好协会合作一个项目，为二三十名中文好、对中国研究有一定基础的年轻学者进行定向培养。

他认为，中美两国要从建交40年交往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要保持接触，加强对话，谈判解决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中国不是一个会侵略别国的国家，也没有显露出过这类迹象”，“中国只想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强大的国家”。当然，中国也要善于听取、妥善处理美国等国家的相关意见。

大师告别了舞台

傅高义喜欢与朋友、家人和同事保持联系，他珍视长期的友谊，定期回家乡参加高中和大学同学的聚会。他与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和年轻学者联系紧密，并定期在他家里聚会、研究、学习。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他还接待过一批在中国工作的学生。他将《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全部版税都捐给了母校俄亥俄卫斯理安大学。

傅高义与儿子和女儿准备骑自行车图片由傅高义的儿子提供

回想起来，傅高义身体变差是有迹象的。去年5月那次采访，他反应依然很快，但表达显然不如之前利索，不时要拿毛巾擦下嘴角的口水。对此，他还特别抱歉说要影响摄像效果了。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离开我们。

念此茫茫，斯人已去。

“他是我们中心的真正拥护者，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位很好的朋友。我们将真正怀念他，”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当地时间12月20日晚在一份宣布傅高义去世的声明中表示。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随后连发推文，深切缅怀傅高义：“他一生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中美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中国的智慧和见解不仅对研究该领域的人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如此。”

“我认识傅高义教授很久了，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相信他的理念和承诺会一直对我们产生影响。我向傅高义教授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崔天凯说。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12月21日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傅高义是一位巨人，他所写的，他所推动的，他所指导的，为汉学这一重要领域和美中关系树立了标准。尽管他不该现在离开我们，但他的理智和精神将与我们同在。”

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金骏远也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傅高义去世是“一个令人震惊和极度悲伤的消息。一个巨人离开了舞台。”

金骏远说，他在伯克利读书的时候，教材就是傅高义的著作。“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我只是通过他的作品认识他，直到我们邀请他到宾大发表关于邓小平传记的新书演讲。”

金骏远回忆，演讲当然很精彩，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之后的晚餐谈话。期间傅高义对在场几位研究生的工作和观点大为赞赏，并像对待在校老师一样认真对待他们。“他是一个榜样，正如俗语所言，他是‘君子学者’。”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同样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约瑟夫·奈对此深表赞同。他12月21日在邮件中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傅高义是一位伟大的朋友和同事：“他非常有耐心地向我解释错综复杂的亚洲，我们在哈佛大学的许多学习小组里一起工作，退休后还一起相约吃午饭。他总是为棘手的问题寻求答案，对每个人都持开放态度。”

位于华盛顿的中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表示，他虽然没有机会与傅高义进行一对一的个人交流，但“他是美国知识界东亚研究的绝对支柱”。

古普塔对《环球》杂志记者说：“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拥有智慧，认识到文化的复杂性和力量所在。这些特质为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和不同人民之间，乃至国家之间进行更加丰富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奠定了基础。”

“他的去世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个时代的逝去。但是，正如他的贡献将丰富和拓展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的眼界和能力一样，我也深信美中关系也能度过这些困难时期，长期保持稳定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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