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发展条件来看，一方面，随着科技实力提升和资本快速积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不再局限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是凭借不断增强的国内配套能力、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日益活跃的创新活动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环节攀升。在5G、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我国开始具备与发达国家同步竞争的能力，线上经济更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劳动力、能源、土地等要素价格攀升，我国传统比较优势有所弱化，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来自发达国家高附加值产品服务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生产的双向竞争和“两端挤压”，出口对GDP的贡献明显下降，迫切需要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成本低、冲击小、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共识的领域逐步开放到位，还有一些部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遭遇“玻璃门”“天花板”。“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就是要对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发起攻坚，对体制机制中的“痛点堵点”标本兼治，这不仅要有开放的新思路新模式，更需要改革与开放相互促动、协同推进。

中国经济韧性强劲，产业体系富有弹性，国内市场规模巨大，新兴业态充满活力，这些突出优势是我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维护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局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的突出优势。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要在更加开放的制度环境下推进。

开放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迈向大国复兴的必由之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着眼于实现到2035年“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的战略目标，“十四五”时期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瞄准市场需求热点，加大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网络服务、智慧物流等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领域引资引智力度，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和国内消费升级。针对现行国家储备体系的短板，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应急保障物资、数字医疗、高端机器人等相关领域，强化多渠道的技术、产能和人才储备。总结提炼自贸区建设经验，有效复制推广，不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加紧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科学规划，广纳智慧，将海南建成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和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尽快形成新示范新带动。统筹国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扫除要素市场化配置障碍。以更加开放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防控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等领域的全球治理，积极开展能源转型、生态环保、绿色发展、减灾扶贫、应急管理等方面的国际协调，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推动WTO改革为契机，倡导推进知识产权保护、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议题谈判，共同主导数字时代贸易规则的创新和变革，引领亚太区域价值链重构，着力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国际共识和多边准则。

展望“十四五”，开拓开放发展新领域，打造对外开放新门户，搭建开放合作新平台，建立安全预警新机制，构筑全球治理新体系，要多管齐下，建立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以更大的开放力度、更宽的开放领域、更高的开放质量、更充分的开放包容、更完备的开放安全、开创互利共赢新格局，有力地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光明日报》（2020年11月05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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