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40年@治理现代化】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横空出世。深圳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在短短40年的时间里奇迹般地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被描述为“史诗级巨变”。深圳为什么能？历史机遇论、地域优势论、政策支持论、举国支援论等，众说纷纭。从社会演进的视角，我们勾勒出深圳与创新高度契合的基因特质和文化特征，并以此透视40年深圳创新成长的基础逻辑。

忧患文化自带匮乏基因，营造一个倒逼出来的城市

几乎一贫如洗、一无所有的境况，让这个新生特区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原宝安县是薄田、渔火的世界，33万人口中农民占92%。1978年城区面积仅3平方公里，只有猪仔街、渔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200米长的小街。1979年全县GDP仅1.9676亿元，一个农民月平均收入约21元，而同期香港工人月平均收入1000元港币。当时流传的民谣是：“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民谣背后是一组惊人的数字：1955-1979年，深圳共计56万人（次）逃港，其中干部183人。

外在短缺激发内在动力，匮乏基因衍生忧患文化。深圳始终有一种时不我待、不进则汰、“狼来了”的紧迫感。1980年代“姓资姓社”的颜色之争，1990年代“文化沙漠”的底蕴之责、“特区不特”的政策之忧，2000年代“难以为继”的资源之虑、“被谁抛弃”的瓶颈之惑、“产业外流”的转型之困等等，一次次把深圳卷入舆论漩涡、置于聚光灯下。深圳也因此养成了看淡光环、时时反省、自我革命的警醒与自觉。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言，深圳是中国最具危机感的城市。正是匮乏基因和忧患文化，倒逼深圳走出了一条人才密集、知识密集的创新发展之路，五位一体、错位平衡的协调发展之路，高附加值、低碳环保的绿色发展之路，融入世界、互利共赢的开放发展之路，以人民为本、共同富裕的共享发展之路，创造了劣势逆袭、边缘崛起的精彩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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