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健全了人民参与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从“站起来”阶段过渡到“富起来”阶段，并在新时代步入了到“强起来”阶段。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的提升，中国进一步完善了社会的组织化和秩序化体制机制，探索建成了适宜于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格局。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首次提出了“社会管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社会管理明确为政府的四项主要职能之一。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的社会管理格局，初步建立起“管理”意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保障”一词，将社会管理与依法治国密切结合，建构了矛盾的最终解决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创新为“社会治理”，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实现了由“管”到“治”的转型，“虽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蕴含的深意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强调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大大扩充了民生与社会治理的内容，在原有社会治理格局中写入了“民主协商”与“科技支撑”要素，进一步丰富了社会治理学说。社会治理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表明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疫情的防治过程中，社会治理尤其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健全，以及治理资源向社区的下沉等，有效提升了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保证了社区的安全性，阻断了疫情传播渠道，控制了疫情蔓延风险，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生活安全，发挥了社会治理的组织化作用，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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