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光认为，重大工程建设将与“两新”建设形成合力，发挥政策协同作用。例如，新基建投资面向未来的新技术、新业态、新经济发展方向，但投资规模有限，短期增长和就业拉动效应可能也不如重大工程建设，容易产生“小马拉大车”现象。如果新旧基建投资合理搭配则能够产生“1+1>2”的效果。

从补短板角度来看，“如果说新基建领域的投资本身具有市场内在动力，在市场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作用下，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发展本身比较快速和成功，政府客观上更多是需要因势利导，那么重大工程建设由于投资规模巨大、外部性较强，相对更加需要政府主导。”刘晓光说。

扩大市场化融资潜力

据统计，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匡算总投资约1.29万亿元，其中超过500亿元的项目有5个，300亿元到500亿元的项目有4个，100亿元到300亿元的项目有18个，能够带动直接和间接投资6.6万亿元，年均新增就业岗位80万个。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累计下达2020年度重大水利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528亿元，支持各地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150项重大水利工程投资总规模很大，所以必须要通过加大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力度、多渠道筹措工程建设资金。”苏伟表示，重大水利工程一般具有公益性强、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等特点，融资能力总体有限。但部分水库工程和引调水工程，具有发电、供水等经营性收益，也具备通过改革扩大市场化融资规模的潜力和空间。

“经过几十年发展，当前开展重大工程建设，从根本上讲，是要从补短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科学论证，以保证项目具有与投资规模相匹配的社会收益。”刘晓光表示，要优选项目，不留“后遗症”，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

王军认为，对于像交通、水利这样投资期长、回报率低但又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重大投资项目，应以政府投资特别是中央政府投资为主。如果是具有明显的商业化价值和稳定现金流的项目，则应该采取“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原则，以社会资本投资为主，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政府则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熊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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