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使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彻底破灭，五四运动随之爆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苏俄在十月革命后，曾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竞相设法了解十月革命，相信能从中找到救国救民的良方。

毛泽东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关注俄国的。1920年3月，他在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同年8月，他还与何叔衡在长沙发起了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同上，第354页）。刘少奇也回忆说：“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1920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到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高志中编：《向党旗宣誓——老一辈革命家入党的经历》，人民出版社2019版，第18页）

十月革命后，一些经历过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也开始感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意识到中国只有走这一道路才有前途。林伯渠在辛亥革命时曾参与策动湖南独立，后又参加了“二次革命”，担任岳州（今岳阳）要塞司令部参谋，“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回国从事反袁活动，后又参加1917年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这样一位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的先驱，最终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在自述中说：“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林伯渠自述》，《人物》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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